国际社会的呼声

肯尼思·罗斯 (Kenneth Roth)著

对于阿拉伯人民,西方国家一贯采取的主要政策是:遏制,这就是可悲的事实。今日各界都在欢呼阿拉伯各国人民走上街头争取应有的权利,但才在不久之前西方各国政府俨然还视他们为一个令人畏惧,应该被围困、控制的族群对待。民主主义迅速传遍其他地区,但在中东和北非,阿拉伯独裁者只要是支持西方政府的利益,西方都似乎乐于助他们一臂之力。西方政府至少会在原则上要求其他地区各国政府为国民服务,却指望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和强人保证“稳定”、压制大众要求。人权倡导遍及世界各地,唯有阿拉伯例外(Arab exception)。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表明,该地区的许多人并不苟同西方自鸣得意地对待专制统治的做法。他们不愿继续做自私自利的统治者的顺民,开始坚持要成为完整公民,完全掌握自身命运。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中,政权残酷行径无数,一次打压就足以引爆民众愤怒。此次,被讨论已久但长期沉寂的阿拉伯街头终于站起来推翻旧秩序。在寻觅集体声音和力量的过程中,这地区的人民以不容回头的方式变更了政治。

在突尼斯,导火线是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在被警察例行羞辱后的自焚。埃及的是,被警察打死的年轻男子哈立德·萨义德(Khaled Said)惨死时脸部被打至面目全非的照片。叙利亚的则是一群画反政府内容涂鸦的青少年遭到的虐待。在利比亚,导火线是1996 年艾布姆(Abu Salim)监狱大屠杀受害者的辩护律师法蒂·德比尔(Fathi Terbil)逮捕事件。这些司空见惯的侵权案例,加上之前其它无数的行径,引发了一系列本质上为“人权革命”的起义—各国人民要尊重他们权利、接受法制、由自己选出的政府当政,而推动的革命。

西方国家仍然在调整去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革。许多重要民主国家一般都反对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但仍不情愿地作抗议者的合作伙伴,它们担心将这些关键国家交还给公民可带来的后果。

西方政府一直迟迟不愿放弃独裁老友,而其他许多国家更是对抗议游行表现出绝对的敌意。诚如所预料,各独裁政府被他国人民推翻独裁政权的前例给吓坏。中国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防止人们举行受突尼斯茉莉革命(Tunisia’s Jasmine Revolution)启发的“茉莉集会(Jasmine rallies)”。为了不让朝鲜人获悉阿拉伯之春,朝鲜甚至还阻止利比亚的朝鲜员工回国。从津巴布韦到伊朗,从苏丹到乌兹别克斯坦,从古巴到俄罗斯,从埃塞俄比亚到越南,各地独裁者生活在借由阿拉伯之春而证明的群众力量的恐惧中。

他们忧虑并没有错。那些起义证明了权利的追寻具广泛吸引力,能团结不同的社会要素,为变革产生强大的集体力量。一旦示威者对示威游行人数信心十足,过去的镇压工具—审查、任意拘留、酷刑、杀害—似乎只可以激怒他们。镇压行动无法灌输恐惧和勉强的默许,却揭开了独裁者的真面目,突出抗议原因的正义性。那些自负的政权长期以来臆断其镇压能力会永远压制不满的公众,已从之得到令人生畏的警告。

更令人感到失望的是一些全球南方(globalSouth)的民主政府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应,如巴西、印度和南非。它们似乎不在乎阿拉伯人民的意愿,反而注重对陈腐的国家主权观念的信念,即使这意味着它们需要协助专制政权抵制急需的国际压力。尽管这些民主政府本身已发展了负责任的政府和法治,但它们对扶助正在努力争取同样负责任的政府及法治的阿拉伯人,只有那么丝毫的兴趣。它们多数指出以人权施压被滥用的可能性—换言之,其惧怕人权或将成为北方优势势力的工具-为由来辩护其为何未利用影响力对付严重违反人权者。

各方对该地区人民权利的这种漠不关心必须结束。当中东和北非的人民要求自己的正当权利时,坚决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是对迫害者施加压力,要求流血事件停止的最佳方式。原则性坚持尊重人权,也是帮助这些群众运动避开任何革命及其余波可能出现不宽容的态度、无法无天和未经正当程序的复仇打击的最好方式。

阿拉伯之春是个重大变革契机,是长期受压迫的人民控制自身命运的历史性机遇。然而,变革不会一蹴而成。该地区的民众正当开始步上这期待已久的旅程,世界应支持他们得到应有的权益——就如各地其他人一样。该是阿拉伯例外结束的时候了。

西方拥抱阿拉伯独裁者


西方各国政府允许阿拉伯例外,因为它们认为与民选政府的不确定性相比,独裁统治者虚幻的“稳定”承诺将更好地保证西方在区内的利益。我们可透过五点核心原因透视西方国家过去为何接受这些自称为总统,实为终生君主。

首先,西方各国要遏制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对其利益的任何威胁。西方各国政府及盟国们一直对政治伊斯兰抱有某种矛盾情结—适当时就倡导伊斯兰政治,如:其可作为挡箭牌对付其他更可怕的敌人 (圣战士对苏联、哈马斯(Hamas)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两者之间),或当伊斯兰政治与西方利益相符时 (如在沙特阿拉伯)。但当政治伊斯兰挑战西方友邦时,西方就对它高度提防。

促使这种不信任态度的主要因素是一个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因为它是在西方国家所支持的伊朗国王被推翻后而成立的。西方国家对“另一个霍梅尼(Khomeini)”—亦即伊朗对美国的仇视、对人民的肆虐、对真主党(Hezbollah)和哈马斯(Hamas)的支持等的恐惧导致伊斯兰反对运动对西方盟友构成挑战时,多数西方国家政府会对政治伊斯兰深为怀疑。

这种不信任的最低点出现在九十年代早期,当时阿尔及利亚政治短暂开放,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似乎快达到选举胜利。然而选举过程因军事政变而被迫结束,但西方各国政府鲜少提出抗议。政变的支持者辩解说是因为伊斯兰主义者的秘密议程是要允许“一个男人、一票、一次”。

许多伊斯兰政党确实信奉剥夺妇女权利并限制宗教、个人和政治自由等令人不安的观点。但许多西方扶持的独裁政权亦然。尤有甚者,伊斯兰运动并非铁板一块,也非坚决反对人权。西方各国政府不但不与他们交涉要求尊重人权,反而往往视之为化外之民。

此一不信任的态度使到西方在阿拉伯地区偶尔进行的民主倡导努力成了笑柄。例如,为了试图证明侵略伊拉克是为促进民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事后曾有一小段时间要求区内各地也进行选举。但哈马斯2006 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公正选举中占上风以及2005年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参加埃及议会选举赢得多数席位后,那项民主议程很快就化为泡影。

尽管西方国家保持警戒态度,政治伊斯兰还是吸引了追随者,因为它已成为对该地区腐败和冷漠的统治者,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清真寺通常是被压抑民间社会中最自由的机构,所以自然也成为异议的聚集点。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向来只须随口恫言可能会被对西方怀敌意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取代,便能使西方国家保证支持镇压行动,还可推迟举行大众要求的选举。

其二,西方国家放纵阿拉伯各国强人是因为以为他们可以帮助打击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绝不是由阿拉伯极端分子垄断,可是西方国家决策者认为某些阿拉伯团体特别危险,因为他们不仅在本国也在西方国家滥杀平民。西方各国政府以保护公民的名义,支持誓言要打击这些恐怖分子的阿拉伯独裁者。这些独裁者本身虐待和打压自己人民,却被视为是次要的。这种打压往往助长对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支持,这一点也被置之不理。

其三,西方相信阿拉伯各国独裁者比阿拉伯人更容易与以色列达成临时办法(modus vivendi)—这是针对埃及、约旦、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策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因素。当然众多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人民感到不安,并经常对此提出抗议。阿拉伯独裁者很快意识到,允许甚至鼓励这些抗议是疏导人民对自己的暴政不满的妙计。只要阿拉伯独裁者能控制住这些抗议,他们就可享有西方国家的支持。那些进一步地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独裁者,均获得大量美国援助,无论内部政策情况如何。

其四,西方将与阿拉伯各国独裁者友好视为维持石油持续供应的最佳方法。当然,就连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伊朗和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利比亚也都乐意将石油出售给西方国家。但随着市场吃紧和石油价格居高不下,革命性变革 (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冒着石油供应中断带来经济动荡的风险。西方国家也不要敌对的伊朗得以控制波斯湾邻国的巨大石油储量。为防止这些情况,为防止西方与阿拉伯商界精英已培养出的亲密关系受到任何威胁,西方国家首选熟悉的强人而不是变幻莫测的受大众欢迎的制度。同时,往往丰富的石油收入给予这些独裁者强制手段,无需对纳税民众负责而持续掌权。

最后,西方—特别是欧盟—期望阿拉伯地区的各个独裁政府协助遏止非法移民。北非既是欧洲非法移民的来源,也是一条重要的中转路线。西方依靠顺从的政府帮助遏制非法移民、阻止非法移民出境并接受被迅速遣回的非法移民。欧盟则以各种贸易和援助协议奖励这些政府。         

“阿拉伯例外”的谬论

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持自私自利的动机,但均不愿承认偏向阿拉伯国家的独裁主义制度。相反的,他们继续方便地把一贯套在阿拉伯社会上的曲解当真—如阿拉伯政治消极、不成熟,服从权威是阿拉伯文化固有的特征,一些阿拉伯传统与伊斯兰教相结合使阿拉伯人对民主不感兴趣或不适合民主。动摇了阿拉伯世界的起义戳穿了这些纵容暴君的方便借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一年爆发的种种示威抗议,背后竟不见西方最畏惧的任何势力的身影。少有证据表明政治伊斯兰是起义的导火线或支撑起义持续的力量;政治伊斯兰主要是在较晚时候出现。与近期出现的活跃人士、政党相比,伊斯兰主义者较好的规划及长期发挥的反对作用,使之占了竞争优势。反以色列政策、支持恐怖主义或反西方等情绪,也未在抗议中有任何重大影响。这些起义代表的是,改善本土民生也不屑逃去欧洲的决心。

示威抗议的动力乃是对专制统治的反抗。突尼斯人、埃及人、利比亚人、巴林人、也门人、叙利亚人等等,都受够了独裁者的镇压、腐败、任人唯亲、专制统治和停滞不前的社会。愤慨而生的抗议,是冲向与百姓脱节了的自私精英层。阿拉伯国家动荡与1989年改变东欧的革命的触发因素极其相似:自由的渴望,主宰自身命运的祈求,以及不受控于精英而由负责任政府执政的寻求。

国际社会模棱两可的态度

然而,西方各国政府对这些运动的表态时而模糊且选择性:老独裁者给予它们一种安全感,但它们也日渐意识到暴君掌权的日子所剩无几,以致不知从何调和矛盾。常被视为对立者的两个阿拉伯政府进行镇压时,美国和欧盟的回应最具原则和决心。在利比亚,它们实行了制裁并决定将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庭。其中一些政府对他们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人权灾难做出了快速的军事反应。在叙利亚,它们犹豫了一些就一致赞同和平的反对派运动,并制定了针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府的制裁。

但在其它阿拉伯国家,西方对起义更为踌躇,更为含糊。美国政府一直不肯挑战其认为是阿拉伯“稳定”的堡垒的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直至总统下台的命运几乎已成定局,过后又犹豫了多时才要求埃及执政的军事委员会将权力移交民选文官政府。同样地,法国依然对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依依不舍—直到他快要下台。

西方各国政府也未对也门总统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政府杀害抗议者,施加任何有意义的惩罚。因为它们把萨利赫视为对抗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l Qaeda)的一道防御。它们谴责巴林镇压民主运动,敦促巴林政府实施一些改革,但因担心美国第五舰队(US Fifth Fleet)基地的命运以及为了顺从沙特阿拉伯,而并无对巴林政府施加真正的压力。沙特阿拉伯担忧伊朗干涉什叶派占多数的巴林,也惧怕离岸不远处有着民主模式。即使在美国政府内,决策者就巴林问题也是意见分歧,美国国会就阻止了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提出的武器出售。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了其阿拉伯他君主进行改革,如摩洛哥宪法修正案、约旦的改革承诺等,但当君主政体采取反民主行动时——如沙特阿拉伯通过新镇压性法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五位民主活跃人士判徒刑等, 西方国家却大致保持缄默。

西方以外的国家也表现出类似的矛盾态度。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各国政府有史以来相互包庇,不让彼此的人权纪录受到任何批评。现在,反抗后成立的新政府、区内各国的竞争关系 (特别是对伊朗的) 以及为了顺应地区民主运动的走向等因素,以各种力度推动了阿盟成员国与他国政府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接触。在利比亚,阿盟支持对卡扎菲(Gaddafi)施压奠定了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采取行动的基础。在叙利亚,阿盟抗议政治杀害并制订了叙利亚原则上同意的结束暴力的计划。叙利亚正如所预料地矢言后,阿盟暂停其成员国资格并宣布实施制裁。

相比之下,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一直非常自满,丑态可耻。表面上是为了促进民主而立,实质如独裁者的支持组,非盟都会支持任何当权政府而不管其作为。当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发生了革命,最好的说法是,非盟对事于事无补,最坏的则是其对是不利。只有非盟独立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下令卡扎菲终止杀戮,这是法院首次受理实质性案子。

倘若俄罗斯与中国一意孤行拒绝通过对利比亚采取国际行动的决议,这将显得冷酷无情,所以两国才容忍国际社会介入利比亚问题。当其他国同样漠视问题,它们则乐于为伍,肆无忌惮地否决国际行动,就如叙利亚问题上发生的情况。巴西、印度和南非—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关键南方民主国家—赞成或容忍对利比亚的国际行动,但后来却以北约涉嫌超越其保护任务为由,不认可安理会对叙利亚施加压力,即使是象征性的压力。

国际社会含糊至极的态度不幸出现在阿拉伯之春革命尚未成功时。无胜利保证的理想主义革命者与强大势力对峙。此外,革命者自己也有侵犯人权,就如利比亚民兵即决处决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及儿子穆塔西姆(Muatassim),还迫害非洲黑人移民工。国际社会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反击来自旧势力和新的革命力量,对新兴的尊重人权的民主政治的威胁。

阿拉伯国家的三个主要分组

就阿拉伯地区而言,将之区分成三组国家益于分析。第一组包括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这些国家推翻了掌权多年的独裁者 (尽管埃及没有根深蒂固的军事统治),至本文写作时止,它们正处于建设新政府秩序的艰辛过程。这任务并不简单。推翻专制体制比建设取而代之的民主体制容易得多,建立要推翻独裁者的共识比共创一个取代独裁者的共同愿景更为容易。

情况不如1989年的东欧,新政府无从受惠于加入欧盟,因此没有尊重人权的激励可言(虽然欧盟是可以提供贸易优惠、放宽签证规定等)。专制政权也不如当年一样迅速瓦解,反对者也不如昔日的团结。相反,应以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中亚独裁政权为警世寓言:当年反民主势力战胜后,进而以新的压制性政权取代共产党。

所幸的是,此组国家面对的教派冲突相对较少,教派冲突使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时代后的国家建设饱受荼毒,并继续暴力肆虐叙利亚、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但是,这些国家有自己易燃的分歧—利比亚部落之间的、埃及的科普特人对穆斯林教徒的、突尼斯沿海对内地的。人们尤其在不稳定的时代更易受到他人制造恐慌和挑衅的影响,转向群体认同,更何况总有曾受益于旧秩序的人非常乐意地去激起这种恐慌情绪。不仅如此,艰难的经济时代再持续下去,人们抛弃民主理想,转向丑陋、偏狭的政治的危险性将有增无减。

目前,突尼斯似乎最有条件向前发展。限制结社、集会、言论和政党的旧法律已进行了改革。在广泛认为自由和公正的制宪议会选举后,伊斯兰党派“觉醒党”(al Nahda)获得了多数选票,其领导人作出建立广泛执政联盟、尊重所有突尼斯人权利,令人鼓舞的承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但承诺当然仍需接受考验。

在利比亚,过渡当局一再发誓要尊重公民权利,控制所有民兵组织,且自身接受法律制约。但兑现这些承诺将充满艰难险阻,特别是在卡扎菲故意留下损坏殆尽的政府机构的利比亚。到目前为止,新当局未能控制许多拥有势力和大量武器的民兵组织。尽管当局已公布计划审判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前领导人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Saif al-Islam Gaddafi),其尚未建立一个符合国际刑事法院公正审判要求的刑事司法系统。

埃及,区内人口最多的国家及阿拉伯国家“领头羊”,还必须克服以下可归类成三种内部激烈分歧:尽管民怨沸腾,取代穆巴拉克仍旧掌权的军方、在塔里尔广场(Tahrir Square)起义期间表现非常突出的世俗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在关键时刻大量加入示威活动并成为主导政治力量的伊斯兰主义者。各方曾将彼此当成可能结盟为友的伙伴,但也有视其为对手的时候,没人轻举妄动。

军方在被迫放弃权力的压力下,有时会认为伊斯兰主义者因其社会取向,与自由主义者相比是不太可能会妨碍其自主施政或详细审查其庞大预算和商业利益。自由主义者 (心胸狭窄地)期望军方限制政治伊斯兰,但也同时与伊斯兰主义者联手努力逐出军方。被压制几十年的伊斯兰主义者对军方一直保持怀疑,一边希望自由主义者有助于民主过渡,但在各种社会自由方面又可能会与他们出现分歧。而且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伊斯兰主义者在阐释伊斯兰法以及定调伊斯兰教的治国作用出现分化。将如何解决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尚不明朗。

第二个阿拉伯国家分组—叙利亚、也门和巴林—正深陷滥权的政府与要求民主治国的反对者之间的斗争。叙利亚人民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们不断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尽管经常以致命武力回应的安全部队无处不在。也门的抗议活动极为和平,但精英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已逐渐为其蒙上阴影,而萨利赫(Saleh)总统签署的政权移交协议是否是迈向真正改革的一步,目前判断尚为时过早。巴林的统治者,在邻邦沙特阿拉伯安全部队的支持下,采用了众多镇压手段,包括对和平示威者动用致命武力、酷刑及虐待、不公正审判,突然解雇员工,突然开除大学生等—但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与人民之间的分裂。如今许多人似乎正数着日子,等待下次反抗机会的来临。这些国家的抗议运动仍然方兴未艾。

最后,除巴林以外,该地区的君主制在很大程度上逃过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拥有通过解散政府来化解民怨的优势—特别是约旦政府不断走马灯似地更换首相—而不危害君主制。一些君主—如摩洛哥、科威特和卡塔尔—已尝试给当选议会授予有限的权力,同时保留控制权力的最重要杠杆。波斯湾的一些君主为不满的人群普降加薪、提供各种补贴等,试图以金钱换取社会和平。这些招数,不时伴随着严厉的镇压,在大多数时候化解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然而,那种社会和平可能是短暂的。例如,沙特阿拉伯具有引燃春天运动的因素:年迈的领导和一个对国家不抱有希望的年轻人民。 (情况相同的非君主制阿尔及利亚,曾于2011年压制规模较小的示威抗议活动。)沙特王室至今一直非常精明地维护其统治—无论是透过分配石油收入或是煽动宗派恐慌—但这也只能拖延时间。

国际社会应有的角色

国际社会该如何因应这复杂和多样的形势?在开处方之前,最好保持一定程度的谦卑。阿拉伯之春的各个革命一直是内部自下而上推动着的—都是功归于国民的。外界固然有影响,但在大多数地方影响甚微。

这就是说,外界反应可起重大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当卡扎菲的部队在的黎波里对抗议者开火,当他威胁要在班加西展开大屠杀,阿盟抛弃了他,进而为联合国安理会保护平民的行动计划奠定了基调。来自美国的压力,加上大规模援助的杠杆效力,帮助说服埃及军队在革命早期保护塔里尔广场示威者免受警察和穆巴拉克(Mubarak)总统支持者的袭击。针对叙利亚精英的经济制裁,是说服他们与阿萨德(Assad)残酷镇压策略决裂的最佳良机之一。

展望未来,要促进尊重人权的民主政府,国际社会应对该地区采取比过去更有原则性的方法。首先,这将涉及到,明确支持民主改革者,甚至不惜放弃专制友邦。任何国家政府都没有借口容忍阿萨德的流血镇压、无视巴林的系统性镇压,或任由其他君主不进行改革。应当劝阻所有独裁者不以镇压维护权力和特权。

对抗议者的这种原则性支持,还可对他们寻求建立的新政府的观念产生积极影响。革命胜利可令人陶醉其中,为大多数人开启之前连想都想不到的自我主宰的的可能性。但革命者也必须接受,维护人权前提为多数决统治 (majoritarian rule)必受约束,这对少数群体权益——无论是政治、宗教、种族或是社会等权利至关重要。

革命的热诚可招致即决报复或新近强加于人民的正统信仰。经济困难若再持续,寻找代罪羔羊和不容忍现象或将衍生。国际社会对尊重所有公民权利的重要性予以的肯定,可助于确保真正民主政体的出现。以尊重公民权利为条件的经济援助,就像东欧国家凭着这些条件加入欧盟,可引导新国家政府迈向尊重人权的方向。

同样,当多数人选择政治伊斯兰时,国际社会必须与其达成妥协。伊斯兰政党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真正颇受欢迎;部分是因为许多阿拉伯人开始将政治伊斯兰视为专制统治的对立面;部分则因伊斯兰政党通过社会服务计划,成功地让自己与腐败和自私自利的国家政府划清了界限;此外,伊斯兰主义政党拥有的组织优势,是长期被压迫的非宗教同行所欠缺的;部分则因政治伊斯兰反映了区内众多人持有的保守和宗教观念。无视那种普及性将违反民主原则。

受伊斯兰影响的政府出现时,国际社会应着眼于鼓励 (如有必要则应施压要求)他们尊重基本权利—就如对标榜为基督主义政党与各欧洲国家政府的期望一样。拥抱政治伊斯兰并不代表要抗拒人权,正如一些萨拉菲斯特(Salafists)的苛刻观点与突尼斯觉醒党领袖拉希德·加努希(Rashid Ghannouchi)等领导人信奉的较开明伊斯兰教阐释之间存在的鸿沟所表现。重要的是,要培养政治伊斯兰尊重人权的要素,同时坚定反对以其名义进行打压。只要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尊重基本人权,它们值得国际社会预设肯定的支持,而不论其政治或宗教性质。

言论自由的追求

言论自由的权利也需要始终如一的保护。唯有当民间社会能够自行规划,利用互联网来规避国家对公共信息传播的垄断,从而激起公众的愤怒,才造就了阿拉伯一系列革命。定期向整个地区广播的卫星电视台 (以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为主)也在激起对残暴镇压的愤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民间社会需持续的培育,这种重要的通信媒体需要强悍的防守,即使传达的信息可能是“反西方”。

言论自由的最新战斗前沿是社交媒体。虽然社交媒体适用范围仅限于能上网的精英阶层,重要性莫过于平凡的卫星电视和手机,但实际在革命早期阶段让看似群龙无首的运动逐渐加强势头,可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初要参与反对运动的人先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表示支持,直至人多势众、众志成城才上街示威游行。推特之类的社交媒体也帮助抗议者与彼此和世界交流,传达警方镇压讯息以及以计谋胜的信息。活跃人士使用了YouTube 来发布记录军队和警察暴行的手机视频。

但是,社交媒体也可成为监督和镇压反对人士的工具。阿萨德总统在埃及革命最激烈时邀请脸书和YouTube 进入叙利亚,正打着这个如意算盘。他赌着其秘密警察能比与日俱增的用户抢先一步,先发制人,但却失算了,但是该地区及以外的国家政府仍在努力打击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政治威胁,经常采用的还是西方技术。

审查员对用户、镇压性监督员对追求自由的抗议者,两者之间的躲猫猫游戏,究竟谁胜谁负,无人知晓。需要坚固的国际标准来更好地保护互联网用户的自由和隐私。应阻止国际公司向阿拉伯世界等其他国家政府出售暗中监视或压制普通公民的设备或技术。

酷刑共谋

即使最严格的控制措施也无法阻挡丝丝的自由主义思想进入公众意识,但阿拉伯安全部队时常以酷刑予以对付。原则上,国际社会坚决反对酷刑,这体现在无一例外取缔酷刑的众多条约中。然而在对抗恐怖主义和政治伊斯兰过程中,国际社会对酷刑的容忍极限渐渐提高,甚至有时主动共谋其中。继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布什政府不仅自身使用酷刑,进而在某些盟友的协助下,将恐怖分子嫌疑人移交阿拉伯安全部队讯问,尽管安全部队普遍使用酷刑。这种不可宽恕的共谋始作俑者,不但让阿拉伯安全部队的恶习变本加厉,同时削弱了西方偶尔提出的抗议的公信力。

奥巴马政府下令终止这种酷刑共谋,但拒绝调查(遑论起诉)责任美国官员。这失职背后的短浅且短期的政治算计,长期内或将招致危险的后果,因为此一决策传达的信息即,实行酷刑是政策选项,不是犯罪。至少英国政府已批准调查英国机构海外共谋酷刑此事,但调查在国家机密规定下进行,加之调查仅属单边,要公正、正确,简直是难上加难。

西方国家凭借“谅解备忘录”或“外交保证”,将恐怖分子移交可能会动用酷刑的安全机构,充分揭露了西方对阿拉伯地区酷刑现象假仁假义的一面。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在利比亚情报机构办公室发现的中情局档案披露了整个机器运转情况。美国与英国合作将在国外逮捕的嫌疑人交给利比亚情报机构审讯,而不管后者恶名昭彰的酷刑记录。中央情报局竟仍规规矩矩地向利比亚情报人员寻求不会虐待嫌疑人的保证。这些保证充其量也不过是片遮羞布。正如美国政府本身经常所称,利比亚政府已经公然违反具法律约束力的不使用酷刑的条约义务,所以美国更没有道理期望利比亚尊重与外交官员、情报机构等之间的私下承诺。如果西方国家各自全盘托出共谋酷刑的真相,惩罚下令犯酷刑之罪或提供便利的责任者,明确终止借着外交保证移送嫌疑人到可能被虐待的国家此种做法,将会对终止阿拉伯世界的酷刑做出巨大的贡献。

结束有罪不罚的必要


革命运动需要帮助的是建立独裁者故意留下无法有效运作且落后的政府机构,并以所有国家司法机关为首要对象,因为它们负责管制所有国家代表受到法制约束。除非安全部队及政府官员掌握到犯罪必将接受法律制裁,否则遁循上一届政权腐败、滥权的轨迹之诱惑将为难以抗拒。

然而国际社会时而还装着一副要促进民主转型,最好是把过去的暴行掩盖起来的样子,至少论国际司法方面是这样的说法。正如阿拉伯动荡所显示,有罪不罚的前例不容轻易忘掉,从而增加恶习因循的可能性。公诉也不如大众所经常错误假定的是过渡民主的障碍。

当国际刑事法庭向穆阿迈尔·卡扎菲、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和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萨奴西(Abdullah Sanussi)下发通缉令时,有人认为这司法行动会使卡扎菲放弃权利。然而与大多数独裁者一样,卡扎菲在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令下发之前已明确表示,打算继续执政直到最后关头,而且他的儿子赛义夫也发誓他们会战斗至“最后一人”。如果通缉令有发挥什么作用,那就是卡扎菲的一撮同伙得到了这一信息:要与他继续同流合污,就会摧毁自身政治前途,倒不如叛逃算了。

但卡扎菲是个容易舍弃且容易向其追责的暴君 。国际社会对也门的萨利赫案例则较欠缺原则。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一项调解协议中向萨利赫等高级官员建议,以免受起诉的豁免权换取他们辞职,此协议未受联合国安理会明确反对。造成了给萨利赫政府继续滥杀示威者开“绿灯”的反常效果。即便萨利赫同意辞去总统职务后,其支持者仍持续滥杀,他们知道如果成功继续掌权,肯定不会起诉自己人,即使失败了,海湾合作委员会都已表示他们不会面临起诉。

国际社会着手处理阿拉伯地区其他地方的司法问题时也不见得更具原则。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均拒绝支持国际刑事法庭介入叙利亚问题,尽管问题移交法庭时,死亡人数早已远高于利比亚的。西方国家也如往常一般地坚持豁免以色列接受法律制裁,今日还坚称如果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当局(Palestinian Authority)为观察成员国,后者不得寻求向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美国甚至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请求安理会将叙利亚移交国际刑事法庭,因为担心它创下的前例可能被用来对付以色列。

 

巴西、印度和南非的角色

国际社会对阿拉伯反抗的反应说明了建立广泛联盟以保护人权的重要性。要求改革的多边压力再次肯定了争论中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不是纯属一个特定地区的狭隘议程的。不说利比亚备受争议的军事干预,国际社会在对卡扎菲最强劲的施压时,是当他们齐心协力。巴西、印度、南非在阿盟的支持下,连同西方列强一并将利比亚问题移交至国际刑事法庭,让中、俄两国很难一意孤行地坚决反对。投票结果是历史性的—全体一致的联合国安理会行动—这发送的强有力信息,被卡扎菲不重视对待,以致自食其果。

不幸的是,来到保护叙利亚人民之际,巴西、印度和南非又本能般地对人权压力提出反对,拒绝支持安理会采取行动,即使阿萨德政府已杀害了成千上万抗议者。只有在权力较小的联合国大会上,巴西才支持了对叙利亚的一项至关决议,印度和南非则投了弃权票。如上所述,它们不支持安理会行动的主要借口是,北约被指在利比亚犯有越权行为—他们一口咬定,北约行为已超出安理会授权保护平民的职责范围,并改用了政权更迭的议程。但是就叙利亚的安理会决议草案措辞温和,没人是会将其诠释为授权动武。相反,他们实际上要求叙利亚人为北约在利比亚的所谓不当行为付出代价。特别令人失望的是,对叙利亚人困境的冷漠来自拥有强大民主政权,曾为自由挣扎时自己遭到其他国家漠视的国家。

土耳其的角色

也许该地区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土耳其的新气势。尽管土耳其历史独特,其仍是宗教保守、未籍以伊斯兰教作破坏基本人权的民选政府的最有力例证。土耳其充分利用了日益提高的声望,介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纷争。土耳其比其阿拉伯邻国更加强烈地谴责叙利亚的政治屠杀,支持埃及的民主变革,并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惩罚性封锁。

然而,如果土耳其要发挥在人权领域的巨大潜力,其将面临一些挑战。印度、巴西和南非认为支持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抗议被政府镇压的人带帝国主义之嫌,土耳其是否会使用在多边平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去反抗这些过时的观点?除了在阿拉伯世界起义中要求实现民主变革,土耳其是否也会向2009年镇压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伊朗,抑或苏联解体后的专制中亚国家提出相同要求?

此外,土耳其是否会改善本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纪录—包括言论和结社自由上的持续限制,

有缺陷的刑事司法系统,以及对其库尔德少数民族的长期不公待遇—使之在国外支持人权无须作出那么多妥协?土耳其可以对该地区的人权产生积极的影响—但须土耳其领导人在国内外采取推进此事业所需的大胆决策。

全球责任

在过去一年里,阿拉伯世界发生了之前难以令人想象的革命。这些起义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会,让没能从全球半世纪以来达到的人权进步获益的人们,得以抒发诉求。然而,鉴于阻碍前进的暴戾势力,由面临枪弹的人们完全掌握阿拉伯世界的命运,是错误的。国际社会在协助阿拉伯地区尊重人权的民主政体诞生,扮演着关键角色。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饰演这角色。它们仍经常宁可看重短期的狭隘利益,也不愿作出更有原则性、更有益的反应。国际社会终究必须决定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它是否会将个人的权利和愿望看得比暴君的赃物和承诺更重要。值此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诞生届满一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将帮助确定暴力政府与寻求更好生活的抗议者之间,谁占据上风,以及抗议者的愿景是否包括不仅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所有同胞的权利。全球有责任帮助圆满英勇阿拉伯人民追求权利的努力,并确保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不会由另一个专制政权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