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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废除依靠单独拘禁与酷刑的党内”双规”措施

(香港,2016年12月6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应立即废除一种强迫贪污嫌疑人认罪的秘密拘押制度。这种被称为“双规”的中共党内制度毫无国内法律依据,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关键要素。

习主席把他的反腐败运动建立在侵犯人权的非法拘押制度之上,以酷刑逼迫嫌疑人认罪无法杜绝腐败,反而令人对中国司法体系完全丧失信心。

《2021世界人权报告》指出重返全球合作之道

(华盛顿特区)-人权观察在今天发表的《2021世界人权报告》中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乔・拜登应与全球领导人合作,在世界各地建起人权防线。拜登政府应设法巩固尊重人权在美国政策中的地位,使它更能安度政府换届带来的激烈变迁,因为这种变迁几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不变风景。

人权观察在今天发表的《2021世界人权报告》中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乔.拜登应与各盟邦通力合作,共同撑持过去四年茁壮起来的全球人权防线。拜登政府应设法巩固尊重人权在美国政策中的地位,使它更能安度政府换届带来的激烈变迁,因为这种变迁几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不变风景。

贫穷、疫情、警暴:持续危机要求美国解决普遍种族主义问题

© 2020 Brian Stauffe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今年,全世界数百万人都备感震惊——当他们看到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一名明尼阿波利斯警员用膝盖压制无法呼吸而求救的画面。其中一名警员用膝盖顶住弗洛伊德的脖子超过8分钟,无情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段影片于5月底面世,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美成千上万人死亡,尤其是黑人和棕色人种,经济也遭受重大打击。从2020年春季到夏季,数以百万计公民走上街头,不仅要求追究警方责任,而且要对美国黑人历来遭受政策和其他种族主义社会结构的侵害进行彻底清算。

甘地曾说:“贫穷是最恶劣的暴力形式。” 美国黑人沦于贫穷者远超过其人口比例。 2019年,人权观察曾发表关于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Tulsa)市警务、种族和贫穷问题的个案研究,揭露在美国司空见惯的种族差距。我们的研究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种族隔离的城市,黑人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财产只有白人一半,教育不足,难以取得适足的健康食品,平均寿命也短了十年以上。同时,黑人在塔尔萨市遭受警察暴力、逮捕、拘留和搜查的机会也远较白人更高。塔尔萨的现况源自当地种族压迫的长久历史,包括1921年的种族屠杀事件——白人暴民洗劫并纵火焚毁富裕的格林伍德(Greenwood)黑人社区,杀死约300名黑人,并窃取其财产。

种种历史错误——从奴隶制度到吉姆・克劳(Jim Crow)将种族隔离合法化,再到最近50年监禁人数的急剧增加不成比例地以黑人和黑人社区为对象——导致美国黑人比起白人寿命较短、健康较差。他们较不容易取得权力和财富,时时必须提防警察,而警察的作为更强化既有的种族分歧。美国政府没有认真解决这些侵害:黑人社区总是受到忽略,而非投资于卫生保健、教育和经济发展以支持黑人与贫民社区实现其经济社会权利;地方、各州和联邦政府总是以更多的警察、检控和牢狱来回应社会问题。 2020年,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差距,以及弗洛伊德、泰勒(Breonna Taylor)、阿伯里(Ahmaud Arbery)及其他无数人被杀害的案件,令人无法忽视极端不平等的存在,从而促使部分地方政府考虑删减警务预算以改善社会服务。美国社会各界也认识到结构性的种族主义问题,大力宣扬“黑人性命宝贵”(Black lives matter)的信念。

这样的声明以及对结构种族主义的新认识,必须导向美国的实质变革,才不会流于象征性的口头忏悔。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应当超越温和改革措施——例如美国国会在2020年审议但未通过的《警察正义法案》(Justice in Policing Act)和《正义法案》(Justice Act),重新由社区健康的角度思考公共安全。拥有适足住房、就业机会、支持性卫生服务和优质教育的社区,是安全的最佳保障。在缺少这些基本条件的社区,加强治安执法将徒劳无功。应该大量缩减警务、检控和刑罚的经费,转而投资于社区,直接解决由贫穷衍生的各种问题。

为奴隶制、种族隔离和持续歧视作出赔偿的运动,从夏季抗争中累积了能量。若要成功解消种族对立、打造平等社会,必须先了解过去和现在的暴力法律结构与制度——例如奴隶制与大量监禁——正是今日不平等的存在基础,而且必须对伤害作出补偿。追究警察杀人的责任,只是当务之急的一小部分。美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严肃看待黑人在当前和历史上承受的苦难,并作出和解。这是正义的要求,若等不到正义,2020年夏天的动荡就没有结束之日。

美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可以选择走向正义与人权——有助为种族正义提供指引的框架——解除大规模监禁和压迫式警务,同时投注资源扶持黑人与低收入社区,展开疗愈和修补。或者,他们可以死守种族主义的社会结构,以表面改革为之擦脂抹粉,同时否认历史、拒绝改革,继续走在这条通往毁灭的道路上。

审查新冠肺炎新闻,粉碎香港自由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heightened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Xinjiang are emblematic of the worsening human rights situation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today in its World Report 2021.

澳大利亚

People hold a banner as thousands gather at a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 in Sydney, Australia, July 5, 2020.

© 2020 AP Photo/Rick Rycroft

澳大利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民主国家,政治体制稳健。然而在2020年,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将第一民族在澳大利亚身处的严重劣势地位重新聚焦,特别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高囚禁率,以及拘留期间的高死亡率等现况。

虽然澳大利亚大致上遏制了新冠肺炎的蔓延,但在维多利亚州,由于酒店隔离计画管理不善,疫情爆发,导致7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为养老院的入住者。警方在疫情期间实施宵禁与封锁,引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和滥用警察权的顾虑。

庇护寻求者与难民

2020年是澳大利亚政府实施对庇护寻求者离岸处理的第7年。本文撰写时,约有290名难民和庇护寻求者仍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另有870多人依循澳美重新安置协议而移居美国。仍离岸拘留的均为成年人,大部分自2013年即滞留原地。

澳大利亚拒绝了新西兰接收部分难民的多次提议,政府认为接受此提议将使新西兰成为通往澳大利亚的“后门路线”,鼓励更多船只来到澳大利亚。自2013年,至少有12名难民和庇护寻求者在澳大利亚的离岸处理程序中死亡,其中6名为自杀。

超过1,200名难民和庇护寻求者因医疗或其他原因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转送到澳大利亚,他们仍处于法律未定状态,没有永久签证。当局将120多名男性庇护寻求者和难民关押在酒店数月,疫情期间不允许外出,访客一律禁止。 4月,当局将一名向媒体投诉酒店环境的库尔德庇护寻求者强行迁出酒店,关入移民拘留所。

政府在5月提出一项法案,允许拘留中心工作人员在移民拘留期间没收手机,并授予拘留所官员不需搜查令即可搜查及扣押物件的新权力。该法案于9月在下议院通过,但是否实施于本文撰写时仍待决。

原住民族权利

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所占比例明显过高,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占成年囚犯的百分之29,而其人群总数仅达全国人口的百分之3。

2020年,澳大利亚至少发生了7起原住民于羁押期间死亡的事件——西澳大利亚州的监狱4起、维多利亚州两起、布里斯班警察看守所1起。

4月,维多利亚州的验尸官发现,2017年原住民女子塔尼娅·戴(Tanya Day)的死亡“显然可以避免”,而“无意识的偏见”是她被举报并被捕的因素之一。戴女士在警局拘留室因头部受伤而死。尽管验尸官判定警务人员可能犯下可起诉罪行,但维多利亚警方决定不提出指控

6月,西澳大利亚州议会通过法律,以期减少因未缴罚款而将人监禁的做法,此做法对原住民和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尤为严重。

7月,西澳大利亚州的三名年轻原住民男子将政府告上法庭,声称他们在长达8周的期间每天被单独监禁超过23小时,这促使了对监狱政策展开的官方审查。

8月,昆士兰州卫生监察专员指出, 2017年死于突发疾病的一名6岁澳大利亚男孩收到的医疗服务“可能不足”,而且“与其他昆士兰州民相比,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获得健康服务方面仍处于显著劣势。”

全球矿业巨头力拓集团(Rio Tinto)的首席执行官宣布即将辞职。此前,该集团于5月摧毁了西澳大利亚一处有4万6,000年历史的原民文化遗址,此举引发了强烈抗议。

儿童权利

入狱监禁对原住民儿童的影响格外严重:他们被拘留的可能性是非原住民儿童的21倍

在澳大利亚,每年约有600名14岁以下的儿童被监禁。一场大型宣传造势活动于总检察长的年度首脑会议举行前展开,各州及领地的总检察长本有机会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0岁提高到14岁(国际间建议最低年龄为14岁),但他们拒绝做此改变。 8月,澳大利亚首都地区议院承诺将自订法条提高刑事责任的年龄。

南澳大利亚州儿童与青少年监护官(South Australian Guardian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发表了一篇意义重大的调查报告,披露了阿德莱德青少年拘留中心令人不安的行事,包括侵入性的身体搜查。

5月提交给议会的一项法案将允许澳大利亚的国内间谍机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审问年纪仅达14岁的儿童。该法案使得人们关切保护儿童权利的保障措施是否充足。

昆士兰人权委员会呼吁该州应设有独立监狱检查员,因为在此之前有报道指出在8月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布里斯班青年拘留中心实施长期封锁,并可能执行单独监禁。

言论自由

前间谍“证人K”及其律师伯纳德·克莱瑞 (Bernard Collaery) 案的预审继续进行。两人都被指控违反保密法,因其揭露澳大利亚政府为获取与东帝汶贸易协定的优势作出了不当行为。在司法部长行使《国家安全资讯法》规定的权力后,法院裁定部分审判内容将保密。

新南威尔士大学于8月道歉,因该校此前删除了受到亲北京学生批评的一则推特贴文,并暂时移除一篇关于香港人权的文章。

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9月的一份报告指出,半数以上的政府环境科学家表示他们“被禁止对外传播科学资讯。” 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被限制不能就濒临危险物种、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等问题发表意见。

在警方于2019年6月突袭几名澳大利亚记者之后,一项审视新闻自由的议会调查建议,记者不应免于保密指控,但应享有以“公共利益”报导为由的新法律保障。 2020年4月,高等法院裁定,警方于2019年发出的搜查一名新闻集团(NewsCorp)记者住所的搜查令无效,因为搜查令“宽泛得令人难以置信”。

障碍人士权利

人权观察分析2010年至2020年的验尸报告,发现在西澳大利亚州监狱中死亡的人中,约有百分之60有身心障碍。在这群人中,百分之58死于监狱提供的支持不足、自杀或暴力。

老年人权利

新冠肺炎大流行对澳大利亚养老院的入住者带来了惨重的后果。撰写本文时,维多利亚州的养老院已有655人死亡,而专家认为多次的疫情爆发是可以预防的。这一次疫情暴露了养老机构人员配备不足和社区照料模式不完善的问题。

澳大利亚的许多养老机构定期给老年痴呆者危险的药物来控制行为,而不是提供他们需要的支持。

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

尽管公开呼吁政府改变做法的宣传活动从未间断,澳大利亚政府仍不愿派人将被关押在叙利亚东北部涉嫌参与伊斯兰国(ISIS)极端武装组织的的澳大利亚公民及其家人接返回国。本文撰写时,约有80名澳大利亚人(其中47名是儿童)被困在境况恶劣的营地和监狱。 2019年,政府帮助8名儿童从叙利亚东北部回国。

一个议会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提案,将赋予内政部长权力剥夺双重国籍者的澳大利亚公民资格,只要部长“有理由相信其行为已明显表示不再忠于澳大利亚,并且让他们保有公民资格不符合公共利益。 “

新冠肺炎疫情

自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于2月爆发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一连串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袭击案件。

7月,由于墨尔本公共住宅大楼居民新冠肺炎确诊案例增多,维多利亚州当局突然对3,000多名的住房居民实施了为期14天的强制禁足令。这项歧视性行动包括在大楼外部署大量警力,以及据报有警察和卫生官员阻止一位母亲去医院给生病的婴儿哺乳。居民抱怨当局与民沟通不善,购买食物、运动、呼吸新鲜空气和取得医疗用品也都很困难。州政府向被封锁的居民发放纾困金,工作被迫缺勤的人补助1,500澳元(1,080美元),失业者750澳元(540美元)。

约400万名学生学业中断,加上联邦和各州的从政人员发布的资讯互相矛盾,使得局面更加严峻。学生使用联网设备的机会存在明显差异,反映了原先就存在的不平等。

先前有研究显示,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家庭暴力发生率上升。政府承诺额外拨出300多万澳元(210万美元)补助服务机构,并将为受害者制定新的紧急住宿方案。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宣布限制探访养老院。有些养老机构谢绝访客,老年人需要的家庭与社会联系就此切断。

在昆士兰州和维多利亚州,数所监狱和青年拘留中心在疫情期间历经了长时间的封锁和极端隔离;访客禁止探视,其景况据报如同单独监禁。

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和平集会自由受到限制。 6月,墨尔本“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几名领导人因组织公众集会而被罚款,警方声称这场集会违反了为防疫而制定的社交距离限制。 7月,悉尼警方在最高法院赢得诉讼,禁止了一场“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警方随后将六名未遵守禁令的参与者逮捕及罚款。 9月,警方逮捕悉尼大学的抗议者并对其开罚,无视抗议者按卫生建议采取了防范措施。

墨尔本市区在新冠确诊病例数字上升后,于8月实施严格封锁,晚间8点到早上5点宵禁,居民只能在购买食物、提供照护或运动时外出短暂时间,离家不得超出方圆5公里,至批准的工作地点上班则须有许可证。

维多利亚州警方在此封锁期间采取了严厉措施,威胁到人民的基本权利。 9月,一名孕妇因在脸书上组织反封锁抗议而被警方依煽动罪逮捕。维多利亚州政府拟定了一项令人疑虑的新法,赋予任何被指定为“授权官员”者权力,如警察或公共维安人员,以预防为由拘留病毒检测呈阳性且“可能拒绝或不遵从指示”的个人。在公众压力下,政府废除了这一条款。

除非符合严格的标准,澳大利亚公民禁止出境,此举是因应疫情的公共卫生措施。限制入境旅客人数导致数万名澳大利亚人滞留海外,其中3,000人因健康问题或财务窘困属于弱势群体。这种惩罚式的旅行禁令使得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家庭与其亲人分离两地。

外交政策

11月,政府发布了一份经过删节的报告,内容是为期四年、针对澳军在阿富汗涉嫌犯下的战争罪所进行的军事调查。报告指出,据可信消息来源, 23起关于特种部队非法杀害39名平民或俘虏士兵的事件中,没有一起是“在激战中做出的不当决定”。莫里森政府因此宣布成立特别调查员办公室,以期搜集证据并将案件提交检察官。

2020年是澳大利亚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在理事会上,澳大利亚是厄立特里亚问题的核心小组成员,并且支持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几个国家侵犯人权的审查。然而,澳大利亚在对菲律宾“毒品战争”杀戮事件的国际问责方面并无作为。官员表示将转而寻求“建设性的接触”,因为他们不认同没有公开压力、往往只会让违规者免于国际监督的私下倡导。对于旨在解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侵犯的提案,澳大利亚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每次都投票反对的成员。

2020年,澳大利亚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澳大利亚带头呼吁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起源展开独立国际调查,之后北京以贸易制裁作为报复。

除了在日内瓦发表声明外,澳大利亚政府很少指责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 1月,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与缅军总司令的会晤,削弱了国际间不让这位高级将领掌握重权的努力,因其在2017年以来对罗兴亚族穆斯林民众的暴行中负有罪责。

澳大利亚尚未批准《安全学校宣言》这项已有105个国家签署,旨在纷争期间保护教育的政府间承诺。

澳大利亚仍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军事装备,虽然人们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在也门涉嫌犯下战争罪提出严重关切。

越南

2020年度事件

Vietnamese Political Detainees and Prisoners: Pham Chi Dung; Pham Doan Trang; Le Huu Minh Tuan; Can Thi Theu; Tran Duc Thach;  Trinh Ba Phuong and Trinh Ba Tu; Dinh Thi Thu Thuy; and Nguyen Tuong Thuy.

© 2020 Private

越南在2020年持续系统性侵犯基本公民和政治权利。政府在越南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下,加强了对言论、结社、和平集会、迁徙和宗教自由的限制。独立工会及任何被视为威胁共产党专政的组织或团体都被禁止成立和运作。当局屏蔽网站和社交媒体页面,并向社交媒体及电信公司施压,要求它们移除或限制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内容。

批评政府或党就会面对警察的恐吓骚扰、受限的行动自由、肢体袭击、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监禁。警察将政治犯拘留数月,不准会见律师,以酷刑逼供。法庭受党控制,以捏造的国家安全罪名将博客与维权人士判刑入狱。

越南当局在抑制新冠病毒大流行上似颇有成绩,措施包括积极的接触者追踪、大规模筛检、公共卫生宣传、提前关闭边境、保持社交距离与强制集中隔离,到2020年底,越南仅有约1,000例确诊病例和35例死亡。然而,越南的防疫成绩是以越演越列的人权侵犯为代价的:言论自由受限、隐私权没有保障、获得社会服务和政府支持的机会不均。

表达、意见和言论自由

2020年,网上异见人士经常遭到骚扰和恐吓,数人依越南刑法被捕并起诉。越南刑法将批评政府或鼓吹 “反动”思想的言论定为犯罪。政府整年间不断起诉众多异见人士。

4月、6月和7月,法院以批评党和国家为由将潘公海(Phan Cong Hai)、阮文恩(Nguyen Van Nghiem)、丁文富(Dinh Van Phu)和阮国德旺(Nguyen Quoc Duc Vuong)送审,各判以5至8年不等的徒刑。

警方分别于5月和6月逮捕阮祥瑞(Nguyen Tuong Thuy)和黎友明俊(Le Huu Minh Tuan),两人因参与越南独立记者协会被控以刑法117条反国家宣传罪。协会会长范志勇(Pham Chi Dung)博士于2019年11月被捕,原因显然与他公开反对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有关。 4月至8月,警方又逮捕了9人,包括独立博客范志成(Pham Chi Thanh)、土地维权人士阮氏心(音译Nguyen Thi Tam)、前政治犯靳氏絩(Can Thi Theu)以及她的两个儿子郑伯方(Trinh Ba Phuong)和郑伯思(Trinh Ba Tu)。 10月,警方逮捕知名人权博客范端庄(Pham Doan Trang)。这10人都被控触犯刑法117条反国家宣传罪。

媒体自由和资讯获取

越南政府持续禁止设立独立或民营媒体机构,广电媒体和书报杂志都受到当局严格控制。当局屏蔽众多网站,经常关闭博客,并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删除被认为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内容或社交媒体帐号。

4月,政府切断脸书的本地缓存伺服器,借以要求该公司删除由异见人士主导的网页。脸书屈服于压力,同意限制越南境内的页面访问,此例一开,后果令人担忧。 9月初,越南资讯传媒部称赞脸书和YouTube “配合资讯传媒部封锁违反越南法律的讯息,行为大有改善。”

4月和5月,钟皇章(Chung Hoang Chuong)和冯玉富(Ma Phung Ngoc Phu)两名脸书用户因在脸书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贴文,而分别被法院依刑法331条判处18个月和9个月徒刑。 6月,当局逮捕黄英科(Huynh Anh Khoa)和阮登赏(Nguyen Dang Thuong),他们是一个讨论越南经济、社会和政治议题的脸书社团版主,同样被控触犯第331条。

结社和集会自由

独立工会、人权组织和政党仍禁止成立。意图建立工会或工人团体的组织者,会面对来自雇主和当局的骚扰、恐吓与报复。当局要求公众集会须取得批准,并系统性拒绝对被当局认为政治上不可接受的集会、游行或公众集会发给许可。

2019年11月,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修订后的劳动法,于2021年1月生效。新法规表面上将允许成立“工人代表组织”来代表工人,但须经政府许可才能成立,而且很可能受到严格控制。

4月,警方逮捕了前政治犯陈德石(Tran Duc Thach),罪名是涉嫌参加人权组织民主兄弟会。有关当局根据刑法109条控以颠覆罪。

和前几年一样,政府以各种经济计画为由征收土地,通常未经正当程序,或未给付足够的补偿。到2020年,“冤民”(dan oan)一词已成越南的常用语,形容被当局赶出自己土地的人。

1月,河内东潭村发生一起暴力事件,涉及警方人员以及曾参与反对该地土地征收的抗议活动的土地维权人士。具体情况不明,但据报有数人死亡,包括三名警察和一名村民。有关当局逮捕了29名村民,并以谋杀或阻碍公务人员执行任务为由起诉。 9月,河内的一间法院判处其中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其余的人被判缓刑或时间不等最高达16年较短的刑期。辩护律师说,几名被告声称受到酷刑而被迫认罪。

宗教自由

政府藉由立法、强制登记和监视等手段来限制宗教活动。宗教团体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并注册,并在政府控制的管理委员会监督下运营。虽然当局准许许多亲政府的教堂与宝塔举行敬拜仪式,但任何宗教活动一旦被当局武断认定为违反“国家利益”、“公共秩序”或“民族团结”,就会遭查禁,连寻常的宗教聚会也不例外。

警方监督、骚扰,且有时暴力镇压于政府掌控机构之外活动的宗教团体。地下宗教团体如高台教、和好教、基督教和佛教,都不断受到监视、骚扰和恐吓。独立宗教团体的信众受到公开批评、强迫放弃信仰,并遭拘留、审讯、酷刑和监禁。

儿童权利

包括性虐待在内的儿童暴力在越南很普遍,在学校里也常发生。许多媒体都描述了教师或政府照顾者对儿童施以性虐待、殴打、或用棍棒击打的案件。

越南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青年在家中和学校面临普遍存在的歧视和暴力。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广泛流传的误解,像是认为喜欢同性是一种可诊断、可治愈的精神健康状况的错误看法,在越南学校教职员和一般民众中很常见。

学校往往不能保护学生免于身体暴力,学校工作人员对谩骂和肢体虐待事件的反应不一致,而且课程往往包含恐同内容。当局没有建立适当的机制来处理暴力和歧视案件。

主要国际行动者

中国仍然是对越南最具影响力的海外势力。海域争端持续为两国关系带来纷扰。

2月,欧盟和越南举行了第九次年度人权对话,但依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8月,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巩固了越南与欧盟的关系。该协议包括定义模糊、无法执行的人权条款。在越南,任何形式的异议都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制,而欧盟仅就劳工权利施压,这使得河内政府做出了一些改革和承诺。在2月举行的欧洲议会上,大多数议会成员尽管对越南不断恶化的人权表示关切,仍同意签订贸易协定。

2020年是美国和越南恢复外交关系25周年。尽管当今美国政府鲜少关注越南的人权状况,但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持续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表达他们对越南维权人士的支持。

4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将越南列为“特别关注国家”。 10月,美国和越南举行线上人权对话,美国官员声称对各种人权问题提出了关切。然而,如前所述,知名异见人士范端庄在对话结束后不到24小时就被逮捕,显示此对话缺乏效力。

澳大利亚公民周文钦(Chau Van Kham)因涉嫌参与一个被越南政府宣布为非法的海外政党而被判恐怖主义罪,目前仍关押在越南监狱。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与越南的双边关系仍持续进展。

日本仍是越南首要双边捐助国。与前几年一样,日本拒绝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公开敦促越南改善人权记录。

朝鲜

2020年度事件

Kim Song Ju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their temperatures checked before entering the school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 2020 AP Photo/Jon Chol Jin

朝鲜在2020年仍然是全世界压迫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掌权75年的金氏王朝第三代金正恩统治下,其极权政府加强镇压,并以处决、监禁、强迫失踪和强迫劳动的威胁,维持人民在恐惧下的服从。为防止新冠肺炎传播而关闭边界、限制旅行,导致该国比平时更加​​孤立,当局对于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严格限制进一步加强。

该国政府持续严厉限制一切基本自由,包括言论、宗教和良心、集会与结社自由,并且禁止组织反对党、独立媒体、公民社会与工会。

朝鲜当局例常将其视为反政府的人士送进秘密监禁营,使其受到酷刑、不足充饥的口粮和强迫劳动。利用连坐处罚来噤声异议分子。政府有计划地征用公民进行无偿的强迫劳动,兴建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项目。政府也未能保障儿童与妇女、身心障碍者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

朝鲜未能促进经济权利,使人民在2020年遭受更大的伤害。 1月1日,金正恩在党的重要会议表示,朝鲜人民必须准备“勒紧裤带”,设法自力更生。然而,政府却继续以发展战略武器为要务,导致联合国安理会维持严厉的经济制裁。

相关制裁措施的经济冲击,因为新冠肺炎封城——以及6月到9月重创粮食作物及公路、桥梁的超大洪水——而雪上加霜,打乱了该国农业生产规划。政府持续悍拒国际外交折冲,且一再回绝国际援助

迁徙与资讯自由

未经批准跨省或出国旅行在朝鲜构成犯罪。朝鲜持续在边界地区屏蔽中国移动电话服务,凡与国外联系被发现即予逮捕,剥夺资讯和言论自由权。

协助朝鲜人逃往安全第三国的网络表示遭遇极大困难,因为除了中转国原有的各种障碍之外,又加上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以及各地检查站的高度警戒。许多滞华朝鲜人说,他们被迫藏匿在安全屋几个月以上,因为中国政府持续抓捕朝鲜难民并遣送回国,违反中国依据《难民公约》负有的保护义务。

尽管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中国政府据报仍强迫遣返朝鲜人直到3月。与朝鲜人有联系的韩国媒体报导,朝鲜政府曾在2月和10月数度拒绝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计划。

社会安全部将逃亡行为视为「背叛民族」罪。逃往中国的朝鲜人是受国际保护的「就地难民」,因为过去被中国强制遣返的人员均面临迫害,2014年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曾谴责其为危害人类罪行。 2010年代初期,每年有数千人逃出朝鲜,但近年来人数逐渐减少。 2019年只有一千多人逃抵南方,2020年1月至9月更减少到195人

强迫劳动

朝鲜政府例常且有计划地要求大多数人民参加强迫、无薪的劳动——包括女性与儿童到妇女联合会和学校、工人到国有企业或派遣海外、在押者到重劳役拘留所(劳动锻炼队)、以及囚犯在普通监禁营(教化所)和政治犯监禁营(管理所)——以利控制人民同时维持经济。大量朝鲜人都必须在一生中某个阶段从事无薪劳动,通常称作“忠诚表现”。

政府例常逼迫许多无法自由选择职业的朝鲜人加入隶属执政党的民兵劳动单位(突击队),主要工作是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理论上,他们有权领取工资,但常遭突击队克扣。

朝鲜在2020年仍是联合国成员国当中尚未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七个国家之一。

审前拘押、违反正当程序及酷刑

朝鲜政府的审前羁押和刑事侦查制度仍旧充满任意、暴力、残忍和有侮辱人格的性质。普通公民无法查阅朝鲜法律,其条文意义模糊且定义不清。执法机关和法院受到朝鲜劳动党控制,关系和贿赂很大程度决定一个人是否被关押或得到优待与轻判。羁押候审的人常要忍受审讯机关(拘留站)殴打、酷刑、危险或不卫生环境以及其他不当对待,妇女和少女特别容易遭受性暴力

弱势群体

朝鲜政府用建国时设立的出身成分制度,根据社经与政治条件将人民分为“核心”、“动摇”或“敌对”等不同阶级,成分较差的人在就业、居住、求学及其他各方面都受到歧视。普遍的贪腐导致某些人可对成分制度的各种限制进行操弄,例如贿赂官员放宽成分规则、加速或通过审批、允许从事某些市场活动或避免遭受惩罚。

朝鲜妇女和少女除了一般人民共同承受的暴行之外,还要面临普遍的性别歧视、高程度的性暴力和性骚扰,并且持续承担官方支持的刻板性别角色。

人口贩运集团和仲介者常与政府官员勾结,将女性送往中国遭受强迫劳动、性剥削和性奴役,包括通过强迫婚姻的方式。 2020年7月28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报告指出,从中国遣返的朝鲜妇女不经正当程序或公正审判即遭监禁,面临惨无人道的人权侵害。拘押期间,妇女被关在过度拥挤、充满危险的监狱之中,遭受剥夺食物、性暴力、强制流产和强迫劳动。

新冠肺炎

2020年,朝鲜政府为防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各种管制措施。部分限制人权的措施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有些措施不符合必要性或相当性,使当局可以利用防疫借口实施严重侵害。

例如,政府加强执行禁止“非法”赴往中国的命令,包括处决企图逃亡被捕人员。 8月,政府沿北方边界划设出一到两公里宽的禁区,下令卫兵只要看见擅闯禁区者即「格杀勿论」。同样以新冠防疫为借口,朝鲜海军于9月22日在朝鲜西方海域边界附近射杀了一名乘船的47岁韩国渔政官员。

政府还对所有从国外抵达边界城市、港口和机场的旅客实施严苛的隔离检疫。通过北方边界城市返国的朝鲜人据报不能选择居家隔离,而是一律送往政府指定场所进行隔离,期间长达40或50天,缺少食物(每天三餐只有白饭配玉米渣和清汤)、医疗以及电力等生活必需品。

朝鲜坚称国内没有任何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但韩国媒体引用朝鲜境内消息报导,有数起疑似新冠肺炎死亡案例。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截至10月29日,朝鲜已有12,072人接受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全属“阴性”;截至8月20日共有30,965人被隔离检疫,截至10月29日共有32,182人结束隔离

政府并加强限制国内旅行,减少发出官员旅行许可,增设临时道路检查站,同时加强执法防杜「非法」旅行。相关措施虽有公共卫生理据,但严重影响人民获取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能力。中小学校开学日从3月延后至6月。

6月9日,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Tomás Ojea-Quintana)建议,朝鲜政府应寻求更多国际援助以防止病毒扩散,并应公开所有公共卫生数据,允许公民自由收发电子通讯和全球新闻,并准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入境朝鲜。政府迄未回应。

主要国际行动者

朝鲜已批准五份人权条约,但对相关条约义务置之不理。 2014年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认为该政府犯下大规模、系统性和普遍的人权侵害,包括灭绝、谋杀、奴役、酷刑、监禁以及强暴、强迫流产和其他性暴力。该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将该国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朝鲜政府一再驳斥该委员会的结论,拒绝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首尔办事处或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合作。

2020年6月2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异议通过决议,强调应促进问责工作及机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和理事会决议的授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正持续收集朝鲜政府人权迫害与相关罪行的证据。 2020年11月,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无异议通过谴责朝鲜人权的决议

美国曾在2014到2017年带头倡导,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由,将朝鲜人权侵犯列入联合国安理会议程,但自2018年起,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未再继续推动,理事会在2020年也没有正式讨论朝鲜人权纪录。然而,美国政府继续对多个朝鲜官方实体以及金正恩和数名高官实施人权制裁。美国也持续资助促进朝鲜人权的组织。

虽然朝鲜拒绝一切外交来往,韩国总统文在寅政府仍在2020年试图与平壤改善关系,显然旨在安抚朝鲜。韩国政府没有对朝鲜人权议题采取明确政策,而且在2020年并未连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有关朝鲜人权纪录的重要决议。

7月6日,英国通过新的人权制裁措施,对象包括两个朝鲜实体,因其被控在该国政治犯营区(管理所)和普通监禁营区(教化所)实施强迫劳动、酷刑与谋杀。

缅甸

2020年度事件

Voters wearing face masks to help curb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line up to cast their ballots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Shwedagon pagoda in Yangon, Myanmar, November 8, 2020.

© 2020 AP Photo/Thein Zaw

缅甸2020年的总体人权状况趋于恶化,如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都受到更严格的限制。缅甸军方和几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间的战斗持续未歇,而政府军对克钦族、克伦族、若开族、罗兴亚族和掸族人口的施暴有增无减。军方和警察的侵权行为扩大到任意逮捕、任意拘禁、酷刑和拘禁期间杀害。

8月25日为缅甸安全部队在若开邦对罗兴亚族发动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行的3周年,致使数10万罗兴亚人于缅甸境内流离失所,74万人逃至邻国孟加拉。缅甸在解决危机、为受害者追责和伸张正义方面没有重大进展。军事法庭将三名对罗兴亚人犯下罪行的军事人员定罪,显示政府实持续回避切实地追究责任,仅把几名低级士兵当作代罪羔羊,而不是认真调查指挥和监督这些暴行的军事领导层。

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于11月大选再次取得政权,将继续执政5年。去年,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没有扩大民主空间,也没有改革那些经常用以惩罚人民行使基本权利的侵权法律。相反地​​,言论自由被进一步削弱,权利捍卫者和社群维权人士因批评政府和军队而遭到起诉。缅甸政府并且实际上将未经许可举行的公开抗议视为犯罪,虽然法律只要求发出警告。

国际社会对缅甸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其与联合国人权调查员进行实质合作,包括与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安德鲁斯(Thomas Andrews)以及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合作,以追究严重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责任。冈比亚控告缅甸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防治灭绝种族公约》)的案件正在审理,国际法院一致通过向缅甸下达命令,促其采取临时措施,保护罗兴亚人不受种族灭绝的迫害。法院还要求冈比亚和缅甸定期提报缅甸的遵守情况,不过这些报告仍列属机密。

2020年大选缺陷

缅甸宪法规定军方代表在上议院和下议院占有百分之25的席位。与军方无关的党派必须赢得剩余席位的三分之二以上,才能在议会中构成多数,而与军方有关的政党只须赢得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就能获得有效多数。

2020年选举的问题包括:拒大多数罗兴亚选民和候选人于门外的歧视性公民资格;对批评政府人士提出刑事检控;政党使用政府媒体的机会不均;以及缺乏独立透明的选举委员会和申诉解决机制。

联邦选举委员会(联选会)允许各党派于选举前的两个月期间,在国有电视台和电台发表一篇15分钟的竞选讯息。然而,所有政治广播都要经过联选会的预先批准,而联选会对言论内容的限制过于宽广模糊,已违反保护言论自由的国际标准。在联选会删改了各党的部分演讲内容后,6个党派取消广播,另10个党派于抗议声中参与广播。

由于地区战斗,联选会取消了钦邦、克钦邦、克伦邦、孟邦、若开邦和掸邦部分地区的投票,但没有就为何特定地区受战斗影响提供详细说明。佤邦是自治区,没有举行投票。

罗兴亚拘留营

自从2012年因种族清洗而流离失所以来,大约13万罗兴亚人一直被关在缅甸中部若开邦的露天拘留营。政府8年来将罗兴亚人监禁与隔离,侵犯了他们返回家园的基本权利。他们被禁止自由行动,是对自由的任意和歧视性剥夺。严格限制如食品和药品的人道主义救济,教育机会也极为有限;房舍破败;限制维持生计的方式;严格限制接受紧急医疗程序——这些都导致难民营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罗兴亚人处于如此肮脏和恶劣的环境,实已构成迫害、种族隔离及严重剥夺自由等危害人类罪行。

缅甸以因应新冠疫情为借口,在若开邦中部的拘留营骚扰罗兴亚人及强取财物。

难民营中的罗兴亚人从未间断要求返回他们的原籍地,但缅甸政府一直拒不接受。缅甸政府已经开始“关闭”难民营,但此计画须在目前的难民营地点建造永久性建筑,实进一步深固罗兴亚人作为永久拘留者的处境。 2020年,政府开始“关闭” 皎塔隆村(Kyauk Ta Lone)的难民营,改而在孤立、易受洪水侵袭的土地上建造营地,再次拒绝罗兴亚和卡曼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请求。

言论自由

缅甸当局持续使用过于宽泛且措辞含糊的法律来逮捕、拘留与起诉人权捍卫者、社运人士、记者,以及批评政府或军队、或参与和平抗议的一般民众。

报道若开邦事件的媒体一直是政府行动锁定的目标。 3月23日,总部位于曼德勒的《缅甸之声》的主编纳苗林(Nay Myo Lin),被当局指控触犯缅甸过于宽泛的反恐怖主义法,因其采访了一名来自非国家武装组织若开叛军的官员。对纳苗林的指控后已撤销。

发展媒体集团(Development Media Group)的主编昂曼乌(Aung Marm Oo )依非法结社法遭起诉。虽然他没有看到起诉书,但他认为这与该媒体报导与若开叛军冲突的。政府也没有回应发展媒体集团换新其双月刊杂志出版许可证的申请,该杂志已被迫停止出版。

政府引用措辞宽泛的电信法,下令关闭众多网站,包括发展媒体集团和Narinjara 新闻网,若开邦仅有的两家少数民族媒体。政府官员以“假新闻”和国家安全为由,为关闭网站的指令辩护。 8月27日,政府命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屏蔽“缅甸正义”(Justice for Myanmar)网站,该网站由一群致力于揭露缅军的腐败和侵犯人权行为的维权人士所设立。

政府、政党、军队和民众继续使用缅甸的许多诽谤条款来审查言论。虽然政府修订了《保护公民隐私和安全法》以排除第三方投诉,但该法、《电信法》中的诽谤条款及刑法都持续用来对付批评人士。

刑法505(b)禁止可能引起“公众恐惧或惊慌”和“扰乱公众安宁”的言论,用以对付批评政府和军方的异议人士。自9月起,全国至少有58名学生因参加抗议活动、发起批评当局的公共贴纸运动、或批评若开邦和钦邦的移动互联网被关闭而遭起诉或逮捕。学生以刑法505(b)、《和平集会游行法》以及《自然灾害管理法》起诉,有17人被拘禁等待审判。

其他维权人士也因《和平集会游行法》遭起诉。 2020年1月,诺翁拉(Naw Ohn Hla)和她的三名同事因抗议村民房屋遭破坏,被判入狱1个月。一家法院判定维权诗人貌桑哈(Maung Saungkha)有罪并处以罚金,理由是他在仰光市中心的天桥上悬挂横幅,上写 “关闭互联网是为了隐藏战争罪行和杀戮吗?”7月,法院判处两名学生领袖缅亨敦(Myat Hein Tun)和觉林(Kyaw Lin)各1个月监禁,原因是他们未预先通知当局就举行反战抗议活动。

种族地区冲突升级

在若开邦和钦邦,若开族军队和缅甸军队之间的战斗不断升级,其间平民遭受的苦难最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事处指出2020年约有500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7月的估计,多达8万1,637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是当地的人道主义人士估计,多达22万名多为若开族的人民因战乱离散他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指出,平民在滥杀滥伤中受到伤害,一些人还被刻意锁定,方式包括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由于冲突,钦州至少有200个村庄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

9月,两名儿童在若开邦弥蓬镇(Myebon)被任意攻击的炮火打死。根据联合国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Country Task Force of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的核实数据,在2020年1月至6月期间,43名儿童被杀,103名儿童致残。这比2019年或2018年的总伤亡人数还要多。

掸邦和克钦邦北部的许多居民面临人道危机。一些非政府组织说,在2月到8月之间,至少有48名平民在掸邦北部的战斗中丧生。 9月,缅甸军队在木姐(Muse)与克钦独立军发生冲突,导致境内流落他乡者多次逃离居住地。 10月,缅甸军队也在掸邦南部与掸邦军队发生冲突,导致大约4,500人流离失所。

贩卖妇女和少女仍是这两个邦的严重问题。战火与窘迫的经济使女性易于相信虚假的承诺,被引诱到中国卖为“新娘”。缅甸打击人口贩运警察部队(Myanmar Anti-Human trafficking Police Force)1月至9月的报告指出,在涉及140名受害者的94起人口贩运案件中,有68起以强迫婚姻为目的被贩运到中国。

尽管有关当局公开案件数量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许多案件很可能没有记录,这是由于缅甸政府仍未采取充分措施以防止人口贩运、寻找受害者、将罪犯绳之以法,或协助幸存者。远低于国际标准而饱受批评的《防止暴力侵害妇女法》,在本文撰写时仍在等待议会通过。

非法关闭互联网

2020年,政府在若开邦和钦邦实施的互联网限制进入第二年。虽然战爭和人口流散加剧,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民众也需要更完善的公共卫生资讯系统,缅甸军方仍宣布无意解除限制。政府于2019年6月21日下令中断若开邦8个乡镇的移动互联网:妙乌(Mrauk-U)、布迪当(Buthidaung)、拉代当(Rathedaung)、邦那均(Ponnangyun)、弥蓬、貌夺(Maungdaw)、敏比亚(Minbya)、皎道(Kyauktaw)以及钦邦的百力瓦(Paletwa)镇。

此后,受限制地区的人民很难向人报知他们遭遇的情况,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平民遭到攻击,以及权利受侵犯,如任意拘留、酷刑和在军队和警察拘留期间死亡。貌夺镇的移动互联网限制于2020年5月2日解除

尽管通信部于6月份宣布互联网限制只会暂时延长至8月1日,但到了8月初仅有2G网络恢复,3G和4G服务仍被封锁。虽然2G数据可提供基本的通信和服务,但速度远慢于3G,而且无法支援视讯通话、开启有图片的网页或观看影片。

劳工权益

2020年,仰光工业区周围的工人骚乱及罢工的频率显著增加。工人在新冠疫情期间面对着雇主集体解雇和解散工会的策略,使得这场工业区危机愈形严峻。

缅甸的劳动法和相关的争议解决制度未能充分保护工人的权利;侵犯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和其他劳工权利的行为所在多有。雇主对工会成员采取咄咄逼人的手段、政府执法及劳动检查不力、工作保障匮乏——以上因素的综合助长了对工人的剥削和控制。 2012年劳动争议解决法的最新修订未能保障结社自由,也未能促进为集体谈判协议立法的程序。

童工仍是严重的问题,虽然缅甸儿童权利法明文规定,但政府既没有发布构成危险童工的完整清单,也没有发布多达20个行业应如何预防危险童工的指示。缅甸政府应确保进一步的劳动法改革,以期制定出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一致的法规。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

缅甸刑法规定,“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可判处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并罚款。

主要国际行动者

为了让缅甸和高级军官对侵犯罗兴亚人权的罪行负责,国际社会采取了大胆行动。 2019年,冈比亚向国际法院控告缅甸违反《防治灭绝种族公约》。 2020年1月,国际法院一致通过向缅甸下达命令,促其防止罗兴亚人受到种族灭绝,并须为了正在进行的冈比亚控诉案保存暴行的证据。法院尚要求冈比亚和缅甸定期提报缅甸的遵守情况,不过这些报告仍列为机密。

两名缅甸政府军士兵承认他们于2017年参与对罗兴亚人的屠杀、强奸和其他罪行,这两位士兵据报将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接受调查,罪行为针对罗兴亚人的危害人类罪,包括驱逐居民出境和其他非人道行为,其中至少有一项于孟加拉境内犯下。

边境问题,以及缅甸未能为罗兴亚难民的回国提供安全的条件,使得孟加拉和缅甸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9月,于缅甸军队突然在边境附近增加兵力后,孟加拉召见了缅甸大使,随后在考克斯巴扎边境附近增加了己方的军队数量作为回应。

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召开简报会,9个安理会成员国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缅甸“为罗兴亚难民的安全、自愿、可持续和有尊严的返回创造有利条件”。

鉴于缅甸对罗兴亚人犯下的严重罪行,欧盟考虑启动一个为期6个月的审查程序,以决定是否取消缅甸 “除武器外所有产品”的贸易优惠资格。然而,欧盟人权监测团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未能行动。

在9月的人权理事会上,伊斯兰合作组织与欧盟共同呼吁缅甸切实追责,遵守国际法院关于防止种族灭绝的裁决,允许联合国机构于境内可全面、安全地展开工作,以及准许执行者与人权机制的运作。

新冠肺炎疫情

在钦邦、克钦邦、克伦邦、若开邦和掸邦,由于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而设的旅行限制,人道组织的援助行动受到严重阻碍,难以提供服务给流离失所者和其他有需要的人。虽然缅甸政府有权为了保护公众健康而实施限制,但联合国和其他援助机构执行的重要人道主义行动不应因此受到影响。丹麦难民委员会指出,援助已准备就绪,但全国性宵禁使人道主义工作者无法协助有需要的人。

9月22日至10月2日期间,只有6个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获得旅行许可,得以前往若开邦分发救生援助物资。在缅甸的其他地区,自8月以来单日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在疫情期间,缅甸总统特赦了2万多名囚犯,这是10年来最大规模的特赦,但许多政治犯并未被释放。据政治犯援助协会(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于9月估计,有180名政治犯在狱中等待审判, 32名政治犯被判刑监禁。

缅甸政府不认可记者和报社在疫情期间的工作或服务是必要的。媒体专业人员在封锁期间禁止离家工作,报纸和杂志被迫取消印刷,使得讯息流通在国家卫生危机期间受限,新闻自由也被阻碍。

2020年4月,一段影片释出,内容为曼德勒的一名男子在疫情期间违反宵禁,遭到警方殴打。政治抗议人士和劳工权社运人士以违反防疫法规为由被捕,并以包括自然灾害管理法在内的各种法律起诉。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时,对违反隔离规定者的起诉与判刑执行得特别严厉,然而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监狱状况可能会促进病毒的传播。

网路性别暴力大量滋生,各国政府抽腿不管

© 2020 Brian Stauffe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许多陌生男子来到姜玉真(本文人物皆用化名)工作的地方找她,因为前男友盗用她的社交媒体帐号贴出性感照片,说她想找男人上床。

李睿琳的上司送给她一个时钟。不久,她根据型号查出那是一台偷窥摄影机,几星期以来持续把她卧房的影像传送到他的手机。

吴秀珍读书的时候缺钱花用,于是去作裸体模特儿。根据合约,所有的照片都不会外流。但最后她的照片还是被上网出售。

这三位女性都受害于日益猖獗的网路性暴力,而各国政府和企业未能有效加以遏止。玉真、睿琳和秀珍都是韩国人,据人权观察纪录,该国迅速发展的高科技加上根深柢固的性别不平等,是造成网路性暴力盛行的主要原因。

但网路和科技——跟厌女症一样——没有国界,网路性暴力也是一个全球问题巴基斯坦英国的自杀防治专线今年来电数都急剧增加。许多国家的政治人物成为性爱影像外泄的对象,包括法国乔治亚印度美国。联合国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曾于2018年撰文指出,维护女权的需求“现已蔓延到社交媒体的数位空间。⋯⋯暴力也发展出新的形态,例如为了羞辱、污名化或伤害被害人,将经其同意或未经同意取得的⋯⋯亲密图片,擅自散播于众。”

当然,性暴力及其不受政府重视,皆非今日始。随着科技和网路普及于我们生活的所有面向——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早就应当预见它将成为性暴力加害者的新乐园,而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

但毫无意外地,各国政府反应迟钝。韩国政府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德国日本巴基斯坦南非和英国,分别采取了不同措施遏止网路性暴力。但大多数国家仍毫不设防,令受害者备感求助无门。

政府和执法官员——多为男性——似乎根本不了解网路性暴力的严重性,把它当作“仅仅”发生在网路世界的芝麻小事。这种想法不但没搞清楚网路性暴力往往与其他形式的暴力连带发生,而且强化了早已不适用的线上/线下二分法——在今日世界,手机可以追踪我们的行动,日常交易和通讯也越来越离不开网路。

韩国网路性暴力的加害人通常不会被抓进监狱。有位被害人告诉我们,当警察拒绝纪录她的报案,她非常失望地质问一名警员:“难道一定要等到我的身体因此受伤或财物受损了,你们才会行动?” 警员回答她:“没错。”

网路性暴力可以造成毁灭性的冲击,有时还能致人于死。影像一旦被放上网路,任何看到的人都可以把它抓取下来,这些人以后还可以再转发出去——随时随地,在被害人的有生之年。

被害人常发现自己不停地上网搜寻新的攻击。那些男人来找玉真以后,她被迫辞职搬家,同时不断在网上找寻新的贴文。“大概足足有两个月,我整天都在做这件事,” 她说。“那段日子,我真的好想死——我想故意跳到汽车或是火车前面自杀。” 女儿因被同事偷拍而轻生去世的一位父亲说,“每次电话铃响,她都很害怕:‘如果有人看到怎么办?’”

所有各国政府都必须履行国际法义务,包括促进性别平等以及保护人民不受暴力侵害。

  • 为所有面临危险的人提供服务——包括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和协助清除和封锁相关图文资料——并要求网路平台负起责任,不得存放、扩散明知为非法的内容或借此牟利。
  • 确保被害人得到司法系统帮助——透过立法确认网路性暴力的严重性及其不同形式,并允许被害人选择在刑事控告外附带金钱惩罚。确保警察和检察机关了解这种罪行造成的深层伤害,并应追究检警不当对待或不予理会被害人的责任。
  • 最重要的,各国政府应当改革轻忽或者乐见网路性暴力的社会心态。侦办网路性暴力案件的一名警官告诉我们:“有个加害人跟我说,他觉得做这种事才能让他被认可是真正的男人。” 一名被害人则说,她认为有些男人喜欢非经同意的影像胜过专业制作的色情图像,“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东西更真实⋯⋯他们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看。”

企业也有责任伸出援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1年通过的《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明定,“基于尊重人权的责任,工商企业应当⋯⋯避免造成或助长负面的人权影响”并且“寻求防止或减轻直接与本身营运、产品或服务有关的负面人权影响。”

若要挑战几乎存在每一个国家、为网路性暴力扇风点火的固有性别不平等,要做的不只是更多的服务或逮捕,还要拿出促进深层文化变革的各种措施,例如为所有儿童提供全面的性教育,涵盖同意、性别平等和数位公民责任。同时也必须大幅改革科技企业的内部文化——太多产品都是由男人所设计,他们没有顾及和防范这些产品被用来实施性暴力。

只要看到网际网路在我们人生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就应当了解终结对女性的粗暴态度乃是当务之急,以及我们距离抗争成功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