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北京,1989年6月

© 1989 Stuart Franklin/Magnum

天安门屠杀发生在我一岁那年。我对这场改变我祖国历史的事件茫然无知,直到高中毕业,偶然在彼时还比较自由的互联网上发现它。我花了好几年才摸清八九民运的前因后果和重要影响,以及当时政府的回应。

在慢慢了解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迷上了六四之前的学运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两名在广场紥营的学生跳舞娱兴。另一张照片中,一个男孩举起拳头,上身T恤写着“我的生命属于你,我的爱也属于你”(My life is yours, my love is yours)。还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过世的刘晓波,照片中的他举着扩音器,奋力向示威群众呼喊。

那些洋溢着活力与决心的年轻面孔,反映当时全中国人民的热切盼望,他们相信翻天覆地的改变将要成真──同样的想望于今未息。

然而,由于滴水不漏的言论审查,大多数和我同世代的中国人都没机会看到这些照片。2014年,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发现,来自中国四所顶尖大学的100名学生中间,只有15个认得出经典的“坦克人”照片。“是科索伏吗?”其中一个学生问。听说过六四的学生,大多也不知道八九民运的规模和镇压的残酷程度。

今天,八九民运追求的价值似乎更加遥远。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攻击达到六四以来的最严重程度。近年来,中共加强任意拘押维权人士、律师和作家;全时删除社交媒体账号和帖文,强迫人民熟背八股口号,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忠。在新疆,估计上百万穆斯林被当局关进思想教育营,逼迫他们停止使用母语、庆祝传统节日和参加宗教活动。国家利用高科技工具进行大规模监控,包括使用人脸识别软件,连人的情绪也有办法监测──表情不愉快也可能遭殃。

我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人权侵犯的阴影下成长的。有些观察家认为,我们这一代既不上广场示威也不采取其他行动,若不是政治冷感就是一头热拥护政府。但没有站出来抗议,不代表心里没有不同想法。

几年前,当网络审查还没这样严密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网民──许多是我的同龄人──每天在网络上讨论政治社会议题,要求地方官员改正错误,身体力行推广那句口号:“围观改变中国”。每天都有许多年轻人冒着风险在线上传播理念、批评嘲讽党政领导。

尽管言论审查使许多与我同辈的中国人无法接触六四和其他政治议题,但同时期的经济增长仍然带来过去难以想像的机会──我们这一代大都在物质安逸中长大,并且有机会出国观光、学习。通过教育、互联网和直接体验外部世界,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应当享有权利和自由。

新生代的人权工作者也已经出现,他们懂得科技,和国际人权运动有所连结。就算政府控制如此严密,新生代女权人士还是有办法在中国发起“米兔”(#MeToo)运动,大学生和青年工运人士也成功让一家工厂的劳工诉求获得世界关注。还有很多人在低调工作,尝试通过为身心障碍学童维权或推广性少数议题,促进社会的宽容。

历史告诉我们,人心不死。八九民运是中国百馀年来追求民主、人权的无数努力之一。眼前这一波镇压不过是漫长历史斗争的另一个回合。

虽然我们活在中国人权的黑暗时期,仍有理由抱持希望。只要更多与我同辈和更年轻的世代有机会看到八九民运的影像,他们也会受到启发。

八九天安门示威,是维权人士对国家大爱的体现──也是他们为改变国家而不惜承担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