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声援性侵被害人及其支持者大游行胸章,加州洛杉矶好莱坞,2017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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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今年6月发布的调研,在2010到2017年公布的5千万件法院判决书之中,只有34个性骚扰案件。在这34起案例中,只有2起是由被害人起诉性骚扰嫌疑人,而这2件案子最终都以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事实上,这34起案件大都由性骚扰嫌疑人提出,包括因为涉及性骚扰遭解聘而控告雇主违反合同,以及因遭被害人或雇主公开指控涉及性骚而控告妨害名誉。

性骚扰案件的数量如此微不足道,并不表示中国没有性骚扰问题。将近百分之40的中国女性表示曾遭职场性骚扰。法院案件稀少,只是反映受害女性寻求司法救济有多么困难。

虽然告上法院的案件很少,但迹象显示,中国女性更愿意公开表达抗议。今年迄今,已有多位大学教授在社交媒体上被控性骚女学生。#MeToo(米兔)运动也在反歧视运动风云人物雷闯被揭性侵后逐渐升温,带动一连串著名记者、公知和维权人士遭社交媒体点名性行为不检。其中一些人已公开道歉。

这些女性的勇敢行动应有启发作用,但大家对司法部门仍然不抱期待。记者上官乱写道,中国的MeToo运动更多是“在制度缺失和救济无门”的情况下“纾解郁结”而无法做到“追责”。有个很好的例子:一名女性7月25日贴文说,她曾遭著名电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而向警方报案,警察却劝说她撤回告诉,因为朱军作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对社会有巨大的‘正面影响力’”。此案爆光后,有关帖文陆续遭中国社交媒体删除。

中国法律禁止在工作场所对女性实施性骚扰,但法律没有明确定义何谓性骚扰,也缺乏对性骚扰采取行动的具体法律要件。被害人因此很难寻求司法救济。不过,最近一连串MeToo指控有可能带起一场更广泛的运动,使侵害者知道女性不会继续忍气吞声,也告诉政府必须修法让被害人有机会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