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互联网大会工作人员在会场外滑手机,中国乌镇,201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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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开展投资金额以亿元计的新建设项目,其中包括“科技围城”。如果它让你联想起奥威尔的小说《1984》,是因为实际内容正是如此。根据新浪网报导,该项目的目的在加强当局应对社会骚乱的能力。该项目将整合各种信息源,包含铁路系统和私人社区的访客查核系统,汇聚成“大数据”,以便“实现高危人员和车辆的事前预警”。

这还不是中国企图扩大监控、剥夺个人隐私的唯一项目。全国各地地方政府正投下数十亿元经费,为实施大规模监控建置精密的科技系统。未来对人权的影响令人忧虑。

中国政府企图监控人民当然不是新闻。但市场经济转型导致大量人口移动与私有化,使国家管控人民的老方法,例如“户口”制度,不再灵光。为了加强、拓宽监控能力,公安部转而采用新科技,在2000年启动了金盾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建立覆盖全国的情报数据监控网络,能够对特定人员进行指认、定位,并且让国家随时掌握个人数据纪录

这个敌托邦计划已逐渐开花结果。中国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审查,以及无所不在的监视摄像头皆已广为人知。最近的报导更指出,当局积极部署高阶摄像头进行人脸辨识,基于社经地位计算公民的“社会信用”,以及收集个人基因码、建立不限于有犯罪前科者的全民DNA数据库

对于中国监控系统的革命性发展,我们尚缺全面了解。我们不清楚中国利用声音和语言辨识的情况。对于中国已在全国铺开、强调利用科技促进公共安全的“平安城市”计划,尚未有任何机构进行调研。对于中国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犯罪预测,我们所知更少。

就算中国政府在国内推行的奥威尔式政策无法引起国际社会警觉,它向海外输出的兴趣也该敲响警钟。
但我们确知中国缺乏有效的隐私保护,而且经常将和平言论视为犯罪。

同样引人忧虑的是,前述各种技术被用来辨识“重点人员”──这个概念包罗万象,既包含犯罪前科人员,也包含被当局视为反社会的人员,例如和平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少数民族和涉毒人员。

吴冰(化名)的案例可一窥事态发展。和吴冰同名同姓的大约有三百万人,他们的资料都被存储在全名为“吸毒人员网上动态管控预警系统”的公安数据库。吴冰早在2005年就已戒断毒瘾,但现在每当他使用身份证──例如入住酒店──就会触动警报,有时还被强迫尿检。

更糟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向海外输出这套监控模式。北京持续推动“网络主权”的观念──反对自由的全球资讯网,认为各国网民发布、获取信息的范围应由该国统治当局决定。急欲推销硬件设备的中国科技业者也推波助澜。2014年,人权观察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ZTE )曾向埃塞俄比亚专制政权出售监控手机与网络活动的技术,并提供培训。同时,中国生产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和监控系统──包括高解析度并配备人脸识别和移动侦测功能的器材──已被售往世界各国,包括巴西厄瓜多尔肯尼亚英国

但我们已开始看到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技业者,因安全顾虑而遭遇逆袭。2017年7月,德国成为欧盟第一个收紧外资收购规则的国家;此举将可确保德国对关键技术的掌控,包括人工智慧应用。此外,两国也正在考虑实施类似限制。

但外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强硬、有计划的行动。首先各国必须深入了解和检讨当前恶意技术转移是透过何种方式进行的。美国必须检讨改进有关向中国出口警察执法和“犯罪侦防”设备的长期禁令。这项制裁措施制定于1989天安门屠杀后不久,早已无法发挥限制美国公司出售监控软件与硬件的作用。相关政策检讨必须确保禁止出口设备清单定期更新或增补,以便纳入最新技术,落实制裁效果。

就算中国政府在国内推行奥威尔式的政策无法引起国际社会警觉,它向海外输出的兴趣也该足以敲响警钟。受威胁的不只是中国人民的自由──而是全世界所有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