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In file pho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atch a video about a solar eclipse, part of deprogamming efforts enforced at a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 located in northeast China. © 2011 Associated Press

随著社会经济快速变迁,中国对于基本权利的某些限制慢慢放宽,但政府仍是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它任意勒束表达、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和人权组织;并且维持政党对所有司法机关的控制。

政府审查新闻、互联网、印刷出版品和学术研究,并且将人权侵犯合理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它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实施强压性政策和大规模非自愿性的人口迁移和住房改建。尽管初等教育入学率和基本识字率相当高,但中国教育制度歧视残疾儿童和年轻人。中国政府阻挠国内外人士审查其人权纪录,坚称他们意图破坏国家稳定。

在此同时,针对一触即发的民生议题,公民日益有能力向当局发出质疑,例如圈地、强迫拆迁、环境恶化、司法不公、贪官滥权、歧视和贫富差距。官方和学者依据执法机关的报告统计发现,平均每天有300到500次参与人数介于十人到一千人之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即便存在风险,互联网用户和倾向改革的媒体仍不断冲撞官方审查的红线,倡导法治和透明化、揭发官员弊端、呼吁政治改革。

公民社会团体和倡导者持续在危险的处境中缓步推进工作,维权人士已建无形但坚靭的网络,对人权案件进行监测与纪录,形成非组织性的全国“维权”运动。这些维权人士经常面临警方的监控、拘押、逮捕、强迫失踪和酷刑。

习近平政府于三月正式掌权后,陆续宣示将改革某些行之有年的政策,包括废除名为劳动教养的一种行政拘押制度,以及修改户籍登记制度。它并且对重大贪腐案件发动调查,即便对象多为政敌。但它同时也高唱保守论调,反对宪政、新闻自由和“西方式的”法治,并且紧缩对异见人士的限制,包括发出两份司法文件,使维权人士和互联网批评言论更容易受到刑事检控。

一度是政治明日之星的薄熙来,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庭审有如公开展演,吸引了大众目光,但却不符合公正审判的标准,他在重庆主政期间的广泛滥权行为也遭到忽视。

人权捍卫者

中国维权人士经常面临判刑、拘押、酷刑、关进精神治疗机构、软禁和恐吓。

近年来对维权人士最严重的镇压发生在2013年,从2月到10月之间,有50多名维权人士遭到刑事拘留。这些人权捍卫者因为组织和参与公开的集体行动,被控“寻衅滋事”、“煽动颠覆”等定义模糊的罪名。7月,当局拘押许志永,他在思想上领导著“新公民运动”──一个维权人士的非组织性网络,其从事的行动包括在全国鼓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9月,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在登机前往日内瓦前遭到拘捕。当时中国正准备在10月22日于日内瓦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查。曹顺利要求中国政府在起草提交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的国家报告时,必须谘询独立公民社会的意见。8月获释的另一位维权人士彭兰兰,就因为参与曹顺利发起的抗争而以“妨害公务罪”入狱一年。

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仍在北方的辽宁省服刑。其妻刘霞则持续遭到非法监禁。8月,刘晓波的妻舅刘辉以诈骗罪名被重判11年;外界普遍认为刘辉是因身为刘晓波家人而受株连。

法律改革

尽管中国政府拒绝司法独立、禁止律师成立独立公会,进步的律师和法学家仍努力推动变革,促使大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行动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仍然维持对所有司法机关的掌控,并且透过政法委员会协调司法系统的工作。公安局,或称警察,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仍然掌握最大权力。刑讯逼供普遍常见,法院相对弱势加上被告权利限缩,因此经常导致司法不公。

11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种行政拘押制度授权警察不经审判即可关押人民最长四年。2013年初,全国约350座劳教所总共关押约16万人,但因警方不再裁处劳教,人数已迅速下滑。然而据官方媒体报导,某些劳教所已改名为戒毒所,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拘押。截至本文撰写时,仍不清楚中国政府是要彻底废除用行政拘押手段对付轻微罪犯,或是打算在另一种替代制度下继续容许不经审判的拘押。

中国执行死刑的次数持续领先全球。精确的数目仍是国家机密,但专家估计处决人数已大幅减少,从十年前每年约1万人到最近每年低于4千人。

表意自由

表达意见的自由在2013年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政府全面整顿微博之后。政府和党对所有媒体和出版维持多重的控制。

互联网审查者引导网上舆论,并且用“防火长城”阻挡中国网民接收外来信息。尽管有重重限制,互联网,尤其是称为“微博”的微网志服务和其他社交媒体工具,由于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而广受欢迎,中国的5亿3千8百万网络用户借此互相联系或申诉寃情。然而,一旦触犯敏感禁忌,用户的身份将迅速被锁定,并遭到删帖或销号;有些人因此被拘押或判刑。

1月,一份以调查报导挑战言论边界闻名的广州报刊《南方周末》陷入新闻审查争议之中,因为该报编辑发现新年特刊的献词在审查者命令下遭到改写,并且未经编辑同意就印刷出刊。该篇新年献词的原稿呼吁政治改革和尊重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但刊出的版本却变成赞颂中国共产党。该报员工于是公开批评广东省最高审查者,要求他辞职下台,并为此发动罢工;一周后,该报恢复正常出刊。

5月,据媒体报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发出封口令,要求各大学不得讨论一些禁忌话题,人称“七不讲”,包括“普世价值”、党的历史错误等等。

8月起,当局发动打击“网络谣言”的攻势。这项行动指向有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乃至普通网民。当局将数百名互联网用户拘押数天,关闭一百多个由公民记者建立的“非法”新闻网站,并拘捕了知名网上自由派评论者薛蛮子(Charles Xue)。

同样在8月,中国政府主管互联网事务的官员警告网络用户不得触犯“七个底线”,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等。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一则新的司法解释,将刑法四项条款适用到互联网言论,为检控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宗教自由

尽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实际上中国政府限制宗教活动只能由官方承认的五个宗教团体举办,并在官方认可的清真寺、教堂、寺庙和修道院中进行。一切宗教组织的活动、人事和财务纪录都必须接受官方审核,神职人员的任命、宗教出版品和宗教教育机构的开办都受到官方控制。

In file pho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atch a video about a solar eclipse, part of deprogamming efforts enforced at a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 located in northeast China. © 2011 Associated Press
In file pho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atch a video about a solar eclipse, part of deprogamming efforts enforced at a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 located in northeast China. © 2011 Associate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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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Chapter

中国

随著社会经济快速变迁,中国对于基本权利的某些限制慢慢放宽,但政府仍是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它任意勒束表达、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和人权组织;并且维持政党对所有司法机关的控制。

政府审查新闻、互联网、印刷出版品和学术研究,并且将人权侵犯合理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它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实施强压性政策和大规模非自愿性的人口迁移和住房改建。尽管初等教育入学率和基本识字率相当高,但中国教育制度歧视残疾儿童和年轻人。中国政府阻挠国内外人士审查其人权纪录,坚称他们意图破坏国家稳定。

随著社会经济快速变迁,中国对于基本权利的某些限制慢慢放宽,但政府仍是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它任意勒束表达、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和人权组织;并且维持政党对所有司法机关的控制。

政府审查新闻、互联网、印刷出版品和学术研究,并且将人权侵犯合理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它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实施强压性政策和大规模非自愿性的人口迁移和住房改建。尽管初等教育入学率和基本识字率相当高,但中国教育制度歧视残疾儿童和年轻人。中国政府阻挠国内外人士审查其人权纪录,坚称他们意图破坏国家稳定。

在此同时,针对一触即发的民生议题,公民日益有能力向当局发出质疑,例如圈地、强迫拆迁、环境恶化、司法不公、贪官滥权、歧视和贫富差距。官方和学者依据执法机关的报告统计发现,平均每天有300到500次参与人数介于十人到一千人之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即便存在风险,互联网用户和倾向改革的媒体仍不断冲撞官方审查的红线,倡导法治和透明化、揭发官员弊端、呼吁政治改革。

公民社会团体和倡导者持续在危险的处境中缓步推进工作,维权人士已建无形但坚靭的网络,对人权案件进行监测与纪录,形成非组织性的全国“维权”运动。这些维权人士经常面临警方的监控、拘押、逮捕、强迫失踪和酷刑。

习近平政府于三月正式掌权后,陆续宣示将改革某些行之有年的政策,包括废除名为劳动教养的一种行政拘押制度,以及修改户籍登记制度。它并且对重大贪腐案件发动调查,即便对象多为政敌。但它同时也高唱保守论调,反对宪政、新闻自由和“西方式的”法治,并且紧缩对异见人士的限制,包括发出两份司法文件,使维权人士和互联网批评言论更容易受到刑事检控。

一度是政治明日之星的薄熙来,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庭审有如公开展演,吸引了大众目光,但却不符合公正审判的标准,他在重庆主政期间的广泛滥权行为也遭到忽视。

人权捍卫者

中国维权人士经常面临判刑、拘押、酷刑、关进精神治疗机构、软禁和恐吓。

近年来对维权人士最严重的镇压发生在2013年,从2月到10月之间,有50多名维权人士遭到刑事拘留。这些人权捍卫者因为组织和参与公开的集体行动,被控“寻衅滋事”、“煽动颠覆”等定义模糊的罪名。7月,当局拘押许志永,他在思想上领导著“新公民运动”──一个维权人士的非组织性网络,其从事的行动包括在全国鼓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9月,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在登机前往日内瓦前遭到拘捕。当时中国正准备在10月22日于日内瓦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查。曹顺利要求中国政府在起草提交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的国家报告时,必须谘询独立公民社会的意见。8月获释的另一位维权人士彭兰兰,就因为参与曹顺利发起的抗争而以“妨害公务罪”入狱一年。

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仍在北方的辽宁省服刑。其妻刘霞则持续遭到非法监禁。8月,刘晓波的妻舅刘辉以诈骗罪名被重判11年;外界普遍认为刘辉是因身为刘晓波家人而受株连。

法律改革

尽管中国政府拒绝司法独立、禁止律师成立独立公会,进步的律师和法学家仍努力推动变革,促使大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行动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仍然维持对所有司法机关的掌控,并且透过政法委员会协调司法系统的工作。公安局,或称警察,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仍然掌握最大权力。刑讯逼供普遍常见,法院相对弱势加上被告权利限缩,因此经常导致司法不公。

11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种行政拘押制度授权警察不经审判即可关押人民最长四年。2013年初,全国约350座劳教所总共关押约16万人,但因警方不再裁处劳教,人数已迅速下滑。然而据官方媒体报导,某些劳教所已改名为戒毒所,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拘押。截至本文撰写时,仍不清楚中国政府是要彻底废除用行政拘押手段对付轻微罪犯,或是打算在另一种替代制度下继续容许不经审判的拘押。

中国执行死刑的次数持续领先全球。精确的数目仍是国家机密,但专家估计处决人数已大幅减少,从十年前每年约1万人到最近每年低于4千人。

表意自由

表达意见的自由在2013年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政府全面整顿微博之后。政府和党对所有媒体和出版维持多重的控制。

互联网审查者引导网上舆论,并且用“防火长城”阻挡中国网民接收外来信息。尽管有重重限制,互联网,尤其是称为“微博”的微网志服务和其他社交媒体工具,由于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而广受欢迎,中国的5亿3千8百万网络用户借此互相联系或申诉寃情。然而,一旦触犯敏感禁忌,用户的身份将迅速被锁定,并遭到删帖或销号;有些人因此被拘押或判刑。

1月,一份以调查报导挑战言论边界闻名的广州报刊《南方周末》陷入新闻审查争议之中,因为该报编辑发现新年特刊的献词在审查者命令下遭到改写,并且未经编辑同意就印刷出刊。该篇新年献词的原稿呼吁政治改革和尊重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但刊出的版本却变成赞颂中国共产党。该报员工于是公开批评广东省最高审查者,要求他辞职下台,并为此发动罢工;一周后,该报恢复正常出刊。

5月,据媒体报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发出封口令,要求各大学不得讨论一些禁忌话题,人称“七不讲”,包括“普世价值”、党的历史错误等等。

8月起,当局发动打击“网络谣言”的攻势。这项行动指向有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乃至普通网民。当局将数百名互联网用户拘押数天,关闭一百多个由公民记者建立的“非法”新闻网站,并拘捕了知名网上自由派评论者薛蛮子(Charles Xue)。

同样在8月,中国政府主管互联网事务的官员警告网络用户不得触犯“七个底线”,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等。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一则新的司法解释,将刑法四项条款适用到互联网言论,为检控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宗教自由

尽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实际上中国政府限制宗教活动只能由官方承认的五个宗教团体举办,并在官方认可的清真寺、教堂、寺庙和修道院中进行。一切宗教组织的活动、人事和财务纪录都必须接受官方审核,神职人员的任命、宗教出版品和宗教教育机构的开办都受到官方控制。

未注册的信仰团体,例如基督教“家庭教会”,被视为非法且经常遭到搜索和查封;许多成员受到骚扰,领导人遭到拘押甚至判刑。

中国政府将法轮功──1999年遭到查禁的一个气功信仰团体──列为“邪教”,逮捕、骚扰和恐吓其成员。电影导演及摄影师杜斌因为发表纪录片,揭露一间劳教所监禁法轮功学员并施予酷刑的状况,于5月遭到拘留五周后获释。

4月,河南法院将七名家庭教会领袖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三年到七年;证据显示他们仅是企图参加聚会和宣传教会活动。

健康权和残疾人权利

中国政府制定多项法规和行动计划,旨在降低严重的环境污染及其对公共卫生的威胁,但这方面的政策常常并未充分落实。

2月,一位律师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法》要求公布土壤污染数据遭到拒绝;有关当局的说法是,这类数据属于“国家机密”。同样在2月,环境保护部在长年否认和不作为之后,终于承认有一些癌症不正常高发的“癌症村”存在。受害者多年来持续争取司法正义和赔偿,国内媒体也对此一议题做过广泛报导。

尽管曾在2012年接受《残疾人权利公约》审查,中国对于残疾人权利的保护仍然不足。残疾人士在就业和教育方面遭到严重歧视,政府的某些政策则使歧视制度化。

2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1994年《残疾人教育条例》的修订草案。虽然值得赞许,这份修订草案并未确保残疾学生可以就读普通学校,或要求适当调整教学环境以提供“便利”(“accommodations”),使他们能在普通学校中充分参与。

5月,中国首部《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该法填补了重要的法律真空,但没有封死漏洞,政府官员和家庭仍可能违反当事人意愿将其关进精神病院。7月,该法实施后,访民辜湘紅即因向政府当局申诉寃屈而被关进北京一间精神病院。

妇女权利

女性的生殖权和取得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仍因中国的计划生育法规而受到严重限制。尽管中国政府在11月宣布配偶其中一人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胎,此一措施仍未根本改变中国政府强迫性的计生政策,包括使用法律和其他强制手段──例如行政处罚、罚款和强迫人工流产等强制措施──以控制生育选择。

中国政府对性工作的惩罚性打压经常导致严重侵权,包括肢体暴力和性侵、染病风险增高以及造成中国估计4百万到1千万名性工作者──多数为女性──难以通过司法寻求正义。性工作者也指证许多公共卫生机构的侵权行为,例如强制性的艾滋病毒筛检、侵犯隐私和卫生官员的不当对待。

1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李彦的死刑,该名妇女因不堪长期被殴打而谋杀她的丈夫。在司法案件中,家庭暴力不被视为减刑条件。

5月,中国最著名的性工作者维权人士叶海燕被警方拘留数天,此前她因揭发广西当地妓院的虐待情况而在住家遭到攻击。

尽管中国政府了解家庭暴力、就业歧视和性别偏见相当普遍,却仍限制独立妇女维权组织为这些议题进行活动,包括在这些组织注册时加以刁难、监控其活动、讯问其工作人员和禁止部分活动。

移民和劳工权利

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仍旧是工人的唯一合法代表;独立的工会被禁止成立。

即便有上述限制,全国各地工人已日渐敢于发声和以行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发动示威和罢工。9月,深圳码头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罢工。十天后,工人们接受政府协调的解决方案,满足了他们的部分诉求。

5月,官方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布新报告,说明移民工子女的人数,包括随同父母居住在城市以及“留守”农村的儿童,截至2010年已高达1亿人。移民工仍然无法取得城市的居住许可,因此无法获得教育等社会服务。许多移民工进城打工时只好把子女留在乡下家中,以便孩子能上学,这使有些孩子容易受到侵犯。

虽然中国已有许多工作场所安全法规,但执行不力,尤其是在地方层级。举例而言,6月,吉林省一家禽类屠宰场失火,造成121名工人丧生。事后调查发现,当地消防部门在火灾发生前几天才刚通过该屠宰场的安全抽检,即使该场并不符合安全标准。

性倾向和性别认同

中国政府一直到2001年都将同性恋列为一种精神疾病。到目前都没有法律保护人民免于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这种歧视仍极常见,尤其在工作场所。

同性伴侣和同性婚姻都不受现行中国法律承认。2月份,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到北京结婚登记处申请注册,但她们的申请遭到拒绝。

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当天,长沙市当局拘捕了同性恋游行的组织者向小寒,以组织“非法游行”罪名将他行政拘留12天。在中国,示威游行必须事先申请,很少得到许可。

西藏

中国政府以打击所谓分裂主义情绪为名,在西藏系统性地打压政治、文化、宗教和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以非暴力手段要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返乡和反对政府政策。截至本文撰稿为止,已有123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政策,其中有纪录的最早案例发生于2009年2月。

任意逮捕和监禁依然常见,拘押期间酷刑和虐待也很普遍。公正审判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司法系统受到政治操控,且公然被赋与打击分裂主义的任务。

警察系统性打压任何未经许可的聚会。7月6日,道孚县尼措区(藏语:Nyitso, Dawu)警方向在乡间集会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群众开枪。数人受伤。政府限制媒体报导此一事件。

为了避免像2008年一样的民众抗议再度发生,中国政府在2013年继续维持当年残暴镇压抗争运动時实施的许多措施──以武警为主的大量安全部队进驻、严厉限制藏人在西藏高原地区的迁徙、加强对寺院的控制以及禁止除官方采访团以外的外国记者进入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并采取重要步骤,按照计划在西藏自治区增派2万名党政干部,包括进驻每一座村庄,监视所有居民的政治观点。

中国政府还针对数百万藏人执行大规模住房改造和安置政策,剧烈改变藏人的生计和生活方式,有时导致他们陷于贫困或依赖政府补助,居民却无权置啄。2006年起,西藏自治区逾两百万藏人,包括农民和牧民,已遭非自愿“住房改造”──由官方强制翻修旧房或重建新房;西藏高原东部成千上万游牧民已被重新安置或定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疆

中国政府借口“打击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合理化普遍的族群歧视、严重的宗教压迫和日增的文化压抑,持续刺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紧张情势升高。

2013年,包括维族、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一百多人在该区各地不同冲突事件中丧生,这是自2009年7月乌鲁木齐抗争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之所以死伤惨重,在某些地方似乎是因为官方以军事手段攻击预谋暴动的团体,例如4月23日在巴楚县,以及6月26日在吐鲁番市。但在其他地方,安全部队显然是对无武装的示威群众使用了致命武力。

6月28日,和田市警方为阻止民众向市政府游行,抗议任意关闭一间清真寺并逮捕该寺依玛目,最后开枪打伤了数十名示威者。8月8日,阿克苏市警察部队为了档住涌向附近清真寺庆祝宗教节日的村民,发射实弹打伤数人。在每次事件见报后,政府照例指责“分裂 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同时阻挠独立调查。

被认定为分裂分子者经常遭到任意逮捕、酷刑和“失踪”,在居民之间造成切肤的恐惧感。7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族教授伊力哈木・土赫堤(Ilham Tohti)发表致政府公开信,要求调查他记录到的34件失踪案。伊力哈木曾遭数度软禁,并被限制出境。

中国政府持续拆除维族传统街区,将居民迁移到官方规划的安置区内居住,这是2010年开始实施的全面开发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说,该政策旨在促进新疆城市化及发展。

香港

尽管事实上香港持续享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新闻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但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以来,香港的新闻和集会自由仍日益受到威胁。原本期待特区行政长官选举自2017年起具有真正竞争性,但在北京表明唯有不“与中央对抗”的候选人才能参选之后,这种期望可能落空。

近年来,香港的法治逐渐遭到侵蚀,其徵象包括警察对集会游行的管制日益加严,以及入境事务处任意禁止批评北京者入境,例如法轮功成员和被流放的八九民运异议人士。

中国外交政策

尽管中国持续崛起为全球强国,并且在2013年完成领导层交接,任命了新的外交部长,但其长期建立的外交政策观点和实践仍维持相对一贯。

中国与联合国各种机制的交往已更为密切,但遵循国际人权标准的程度仍未见显著改善,也没有著力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保护。值得注意的例外发生在11月,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不久之后,中国公开敦促斯里兰卡“努力保护和促进人权”。

即便面对叙利亚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以及叙利亚在2013年8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获得证实,北京仍继续反对安理会采取任何重大措施,以加强对阿塞德政权和残虐的叛乱团体施压。中国反对将叙利亚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ICC),也反对禁运武器给广泛违反人权或战争法的武装部队。中国同时还掣肘安全理事会,使其无法迅速将急需的人道援助穿越边界送往叛军控制下的叙利亚北部地区。

中国当局对朝鲜的外交战术有些微调──也或许反映长期的战略变迁──不论公开或私下都更常加以批评,尤其是当平壤在为因应朝鲜核武计划而召开的六方会谈成员国之间采取升高紧张的动作之后。

中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继续维持外国直接投资首要来源的地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不愿或不能遵守国际劳动标准。

关键国际行动者

大多数与中国政府保持双边人权对话的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欧洲联盟和澳大利亚,在2013年都至少与中国举行了一轮会谈;大多数认为这样的对话对于促进中国内部实质变迁的作用有限。

这些国家中有几个政府曾公开表达关切某些个案,例如许志永或刘辉,或关切当前的趋势,例如对民间反贪活动的诸多限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驻华大使,以及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曾获准访问西藏自治区或藏区其他地方。

针对中国人民在2012到2013年领导换届期间被剥夺参政权,上述各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只有极少数政府成功地将人权关注整合到他们与中国资深官员的会议中。

中国接受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职司监督缔约国实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际条约机构──对其遵行条约情况的审查,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其整体人权纪录的审查,但是在酷刑、任意拘押和限制言论自由方面,中国并未提供必要信息,或仅提供极端误导的信息。已有八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要求到中国视查却未能获得邀请,在中国境内运作的联合国机构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遭当局密切监视。

更正启事:
2014年度世界人权报告中国篇第328页:原文写道在“7月6日,道孚县尼措区(藏语:Nyitso, Dawu)警方向在乡间集会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群众开枪”事件中“造成两人死亡,数人受伤”。后续报道指出该事件并无人员死亡,数人受伤。

  • 随著社会经济快速变迁,中国对于基本权利的某些限制慢慢放宽,但政府仍是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它任意勒束表达、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和人权组织;并且维持政党对所有司法机关的控制。

    政府审查新闻、互联网、印刷出版品和学术研究,并且将人权侵犯合理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它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实施强压性政策和大规模非自愿性的人口迁移和住房改建。尽管初等教育入学率和基本识字率相当高,但中国教育制度歧视残疾儿童和年轻人。中国政府阻挠国内外人士审查其人权纪录,坚称他们意图破坏国家稳定。

    随著社会经济快速变迁,中国对于基本权利的某些限制慢慢放宽,但政府仍是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它任意勒束表达、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和人权组织;并且维持政党对所有司法机关的控制。

    政府审查新闻、互联网、印刷出版品和学术研究,并且将人权侵犯合理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它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实施强压性政策和大规模非自愿性的人口迁移和住房改建。尽管初等教育入学率和基本识字率相当高,但中国教育制度歧视残疾儿童和年轻人。中国政府阻挠国内外人士审查其人权纪录,坚称他们意图破坏国家稳定。

    在此同时,针对一触即发的民生议题,公民日益有能力向当局发出质疑,例如圈地、强迫拆迁、环境恶化、司法不公、贪官滥权、歧视和贫富差距。官方和学者依据执法机关的报告统计发现,平均每天有300到500次参与人数介于十人到一千人之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即便存在风险,互联网用户和倾向改革的媒体仍不断冲撞官方审查的红线,倡导法治和透明化、揭发官员弊端、呼吁政治改革。

    公民社会团体和倡导者持续在危险的处境中缓步推进工作,维权人士已建无形但坚靭的网络,对人权案件进行监测与纪录,形成非组织性的全国“维权”运动。这些维权人士经常面临警方的监控、拘押、逮捕、强迫失踪和酷刑。

    习近平政府于三月正式掌权后,陆续宣示将改革某些行之有年的政策,包括废除名为劳动教养的一种行政拘押制度,以及修改户籍登记制度。它并且对重大贪腐案件发动调查,即便对象多为政敌。但它同时也高唱保守论调,反对宪政、新闻自由和“西方式的”法治,并且紧缩对异见人士的限制,包括发出两份司法文件,使维权人士和互联网批评言论更容易受到刑事检控。

    一度是政治明日之星的薄熙来,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庭审有如公开展演,吸引了大众目光,但却不符合公正审判的标准,他在重庆主政期间的广泛滥权行为也遭到忽视。

    人权捍卫者

    中国维权人士经常面临判刑、拘押、酷刑、关进精神治疗机构、软禁和恐吓。

    近年来对维权人士最严重的镇压发生在2013年,从2月到10月之间,有50多名维权人士遭到刑事拘留。这些人权捍卫者因为组织和参与公开的集体行动,被控“寻衅滋事”、“煽动颠覆”等定义模糊的罪名。7月,当局拘押许志永,他在思想上领导著“新公民运动”──一个维权人士的非组织性网络,其从事的行动包括在全国鼓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9月,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在登机前往日内瓦前遭到拘捕。当时中国正准备在10月22日于日内瓦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查。曹顺利要求中国政府在起草提交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的国家报告时,必须谘询独立公民社会的意见。8月获释的另一位维权人士彭兰兰,就因为参与曹顺利发起的抗争而以“妨害公务罪”入狱一年。

    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仍在北方的辽宁省服刑。其妻刘霞则持续遭到非法监禁。8月,刘晓波的妻舅刘辉以诈骗罪名被重判11年;外界普遍认为刘辉是因身为刘晓波家人而受株连。

    法律改革

    尽管中国政府拒绝司法独立、禁止律师成立独立公会,进步的律师和法学家仍努力推动变革,促使大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行动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仍然维持对所有司法机关的掌控,并且透过政法委员会协调司法系统的工作。公安局,或称警察,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仍然掌握最大权力。刑讯逼供普遍常见,法院相对弱势加上被告权利限缩,因此经常导致司法不公。

    11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种行政拘押制度授权警察不经审判即可关押人民最长四年。2013年初,全国约350座劳教所总共关押约16万人,但因警方不再裁处劳教,人数已迅速下滑。然而据官方媒体报导,某些劳教所已改名为戒毒所,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拘押。截至本文撰写时,仍不清楚中国政府是要彻底废除用行政拘押手段对付轻微罪犯,或是打算在另一种替代制度下继续容许不经审判的拘押。

    中国执行死刑的次数持续领先全球。精确的数目仍是国家机密,但专家估计处决人数已大幅减少,从十年前每年约1万人到最近每年低于4千人。

    表意自由

    表达意见的自由在2013年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政府全面整顿微博之后。政府和党对所有媒体和出版维持多重的控制。

    互联网审查者引导网上舆论,并且用“防火长城”阻挡中国网民接收外来信息。尽管有重重限制,互联网,尤其是称为“微博”的微网志服务和其他社交媒体工具,由于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而广受欢迎,中国的5亿3千8百万网络用户借此互相联系或申诉寃情。然而,一旦触犯敏感禁忌,用户的身份将迅速被锁定,并遭到删帖或销号;有些人因此被拘押或判刑。

    1月,一份以调查报导挑战言论边界闻名的广州报刊《南方周末》陷入新闻审查争议之中,因为该报编辑发现新年特刊的献词在审查者命令下遭到改写,并且未经编辑同意就印刷出刊。该篇新年献词的原稿呼吁政治改革和尊重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但刊出的版本却变成赞颂中国共产党。该报员工于是公开批评广东省最高审查者,要求他辞职下台,并为此发动罢工;一周后,该报恢复正常出刊。

    5月,据媒体报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发出封口令,要求各大学不得讨论一些禁忌话题,人称“七不讲”,包括“普世价值”、党的历史错误等等。

    8月起,当局发动打击“网络谣言”的攻势。这项行动指向有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乃至普通网民。当局将数百名互联网用户拘押数天,关闭一百多个由公民记者建立的“非法”新闻网站,并拘捕了知名网上自由派评论者薛蛮子(Charles Xue)。

    同样在8月,中国政府主管互联网事务的官员警告网络用户不得触犯“七个底线”,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等。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一则新的司法解释,将刑法四项条款适用到互联网言论,为检控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宗教自由

    尽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实际上中国政府限制宗教活动只能由官方承认的五个宗教团体举办,并在官方认可的清真寺、教堂、寺庙和修道院中进行。一切宗教组织的活动、人事和财务纪录都必须接受官方审核,神职人员的任命、宗教出版品和宗教教育机构的开办都受到官方控制。

    未注册的信仰团体,例如基督教“家庭教会”,被视为非法且经常遭到搜索和查封;许多成员受到骚扰,领导人遭到拘押甚至判刑。

    中国政府将法轮功──1999年遭到查禁的一个气功信仰团体──列为“邪教”,逮捕、骚扰和恐吓其成员。电影导演及摄影师杜斌因为发表纪录片,揭露一间劳教所监禁法轮功学员并施予酷刑的状况,于5月遭到拘留五周后获释。

    4月,河南法院将七名家庭教会领袖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三年到七年;证据显示他们仅是企图参加聚会和宣传教会活动。

    健康权和残疾人权利

    中国政府制定多项法规和行动计划,旨在降低严重的环境污染及其对公共卫生的威胁,但这方面的政策常常并未充分落实。

    2月,一位律师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法》要求公布土壤污染数据遭到拒绝;有关当局的说法是,这类数据属于“国家机密”。同样在2月,环境保护部在长年否认和不作为之后,终于承认有一些癌症不正常高发的“癌症村”存在。受害者多年来持续争取司法正义和赔偿,国内媒体也对此一议题做过广泛报导。

    尽管曾在2012年接受《残疾人权利公约》审查,中国对于残疾人权利的保护仍然不足。残疾人士在就业和教育方面遭到严重歧视,政府的某些政策则使歧视制度化。

    2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1994年《残疾人教育条例》的修订草案。虽然值得赞许,这份修订草案并未确保残疾学生可以就读普通学校,或要求适当调整教学环境以提供“便利”(“accommodations”),使他们能在普通学校中充分参与。

    5月,中国首部《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该法填补了重要的法律真空,但没有封死漏洞,政府官员和家庭仍可能违反当事人意愿将其关进精神病院。7月,该法实施后,访民辜湘紅即因向政府当局申诉寃屈而被关进北京一间精神病院。

    妇女权利

    女性的生殖权和取得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仍因中国的计划生育法规而受到严重限制。尽管中国政府在11月宣布配偶其中一人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胎,此一措施仍未根本改变中国政府强迫性的计生政策,包括使用法律和其他强制手段──例如行政处罚、罚款和强迫人工流产等强制措施──以控制生育选择。

    中国政府对性工作的惩罚性打压经常导致严重侵权,包括肢体暴力和性侵、染病风险增高以及造成中国估计4百万到1千万名性工作者──多数为女性──难以通过司法寻求正义。性工作者也指证许多公共卫生机构的侵权行为,例如强制性的艾滋病毒筛检、侵犯隐私和卫生官员的不当对待。

    1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李彦的死刑,该名妇女因不堪长期被殴打而谋杀她的丈夫。在司法案件中,家庭暴力不被视为减刑条件。

    5月,中国最著名的性工作者维权人士叶海燕被警方拘留数天,此前她因揭发广西当地妓院的虐待情况而在住家遭到攻击。

    尽管中国政府了解家庭暴力、就业歧视和性别偏见相当普遍,却仍限制独立妇女维权组织为这些议题进行活动,包括在这些组织注册时加以刁难、监控其活动、讯问其工作人员和禁止部分活动。

    移民和劳工权利

    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仍旧是工人的唯一合法代表;独立的工会被禁止成立。

    即便有上述限制,全国各地工人已日渐敢于发声和以行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发动示威和罢工。9月,深圳码头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罢工。十天后,工人们接受政府协调的解决方案,满足了他们的部分诉求。

    5月,官方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布新报告,说明移民工子女的人数,包括随同父母居住在城市以及“留守”农村的儿童,截至2010年已高达1亿人。移民工仍然无法取得城市的居住许可,因此无法获得教育等社会服务。许多移民工进城打工时只好把子女留在乡下家中,以便孩子能上学,这使有些孩子容易受到侵犯。

    虽然中国已有许多工作场所安全法规,但执行不力,尤其是在地方层级。举例而言,6月,吉林省一家禽类屠宰场失火,造成121名工人丧生。事后调查发现,当地消防部门在火灾发生前几天才刚通过该屠宰场的安全抽检,即使该场并不符合安全标准。

    性倾向和性别认同

    中国政府一直到2001年都将同性恋列为一种精神疾病。到目前都没有法律保护人民免于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这种歧视仍极常见,尤其在工作场所。

    同性伴侣和同性婚姻都不受现行中国法律承认。2月份,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到北京结婚登记处申请注册,但她们的申请遭到拒绝。

    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当天,长沙市当局拘捕了同性恋游行的组织者向小寒,以组织“非法游行”罪名将他行政拘留12天。在中国,示威游行必须事先申请,很少得到许可。

    西藏

    中国政府以打击所谓分裂主义情绪为名,在西藏系统性地打压政治、文化、宗教和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以非暴力手段要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返乡和反对政府政策。截至本文撰稿为止,已有123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政策,其中有纪录的最早案例发生于2009年2月。

    任意逮捕和监禁依然常见,拘押期间酷刑和虐待也很普遍。公正审判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司法系统受到政治操控,且公然被赋与打击分裂主义的任务。

    警察系统性打压任何未经许可的聚会。7月6日,道孚县尼措区(藏语:Nyitso, Dawu)警方向在乡间集会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群众开枪。数人受伤。政府限制媒体报导此一事件。

    为了避免像2008年一样的民众抗议再度发生,中国政府在2013年继续维持当年残暴镇压抗争运动時实施的许多措施──以武警为主的大量安全部队进驻、严厉限制藏人在西藏高原地区的迁徙、加强对寺院的控制以及禁止除官方采访团以外的外国记者进入西藏自治区。中国政府并采取重要步骤,按照计划在西藏自治区增派2万名党政干部,包括进驻每一座村庄,监视所有居民的政治观点。

    中国政府还针对数百万藏人执行大规模住房改造和安置政策,剧烈改变藏人的生计和生活方式,有时导致他们陷于贫困或依赖政府补助,居民却无权置啄。2006年起,西藏自治区逾两百万藏人,包括农民和牧民,已遭非自愿“住房改造”──由官方强制翻修旧房或重建新房;西藏高原东部成千上万游牧民已被重新安置或定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疆

    中国政府借口“打击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合理化普遍的族群歧视、严重的宗教压迫和日增的文化压抑,持续刺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紧张情势升高。

    2013年,包括维族、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一百多人在该区各地不同冲突事件中丧生,这是自2009年7月乌鲁木齐抗争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之所以死伤惨重,在某些地方似乎是因为官方以军事手段攻击预谋暴动的团体,例如4月23日在巴楚县,以及6月26日在吐鲁番市。但在其他地方,安全部队显然是对无武装的示威群众使用了致命武力。

    6月28日,和田市警方为阻止民众向市政府游行,抗议任意关闭一间清真寺并逮捕该寺依玛目,最后开枪打伤了数十名示威者。8月8日,阿克苏市警察部队为了档住涌向附近清真寺庆祝宗教节日的村民,发射实弹打伤数人。在每次事件见报后,政府照例指责“分裂 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同时阻挠独立调查。

    被认定为分裂分子者经常遭到任意逮捕、酷刑和“失踪”,在居民之间造成切肤的恐惧感。7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族教授伊力哈木・土赫堤(Ilham Tohti)发表致政府公开信,要求调查他记录到的34件失踪案。伊力哈木曾遭数度软禁,并被限制出境。

    中国政府持续拆除维族传统街区,将居民迁移到官方规划的安置区内居住,这是2010年开始实施的全面开发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说,该政策旨在促进新疆城市化及发展。

    香港

    尽管事实上香港持续享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新闻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但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以来,香港的新闻和集会自由仍日益受到威胁。原本期待特区行政长官选举自2017年起具有真正竞争性,但在北京表明唯有不“与中央对抗”的候选人才能参选之后,这种期望可能落空。

    近年来,香港的法治逐渐遭到侵蚀,其徵象包括警察对集会游行的管制日益加严,以及入境事务处任意禁止批评北京者入境,例如法轮功成员和被流放的八九民运异议人士。

    中国外交政策

    尽管中国持续崛起为全球强国,并且在2013年完成领导层交接,任命了新的外交部长,但其长期建立的外交政策观点和实践仍维持相对一贯。

    中国与联合国各种机制的交往已更为密切,但遵循国际人权标准的程度仍未见显著改善,也没有著力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保护。值得注意的例外发生在11月,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不久之后,中国公开敦促斯里兰卡“努力保护和促进人权”。

    即便面对叙利亚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以及叙利亚在2013年8月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获得证实,北京仍继续反对安理会采取任何重大措施,以加强对阿塞德政权和残虐的叛乱团体施压。中国反对将叙利亚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ICC),也反对禁运武器给广泛违反人权或战争法的武装部队。中国同时还掣肘安全理事会,使其无法迅速将急需的人道援助穿越边界送往叛军控制下的叙利亚北部地区。

    中国当局对朝鲜的外交战术有些微调──也或许反映长期的战略变迁──不论公开或私下都更常加以批评,尤其是当平壤在为因应朝鲜核武计划而召开的六方会谈成员国之间采取升高紧张的动作之后。

    中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继续维持外国直接投资首要来源的地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不愿或不能遵守国际劳动标准。

    关键国际行动者

    大多数与中国政府保持双边人权对话的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欧洲联盟和澳大利亚,在2013年都至少与中国举行了一轮会谈;大多数认为这样的对话对于促进中国内部实质变迁的作用有限。

    这些国家中有几个政府曾公开表达关切某些个案,例如许志永或刘辉,或关切当前的趋势,例如对民间反贪活动的诸多限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驻华大使,以及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曾获准访问西藏自治区或藏区其他地方。

    针对中国人民在2012到2013年领导换届期间被剥夺参政权,上述各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只有极少数政府成功地将人权关注整合到他们与中国资深官员的会议中。

    中国接受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职司监督缔约国实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国际条约机构──对其遵行条约情况的审查,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其整体人权纪录的审查,但是在酷刑、任意拘押和限制言论自由方面,中国并未提供必要信息,或仅提供极端误导的信息。已有八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要求到中国视查却未能获得邀请,在中国境内运作的联合国机构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遭当局密切监视。

    更正启事:
    2014年度世界人权报告中国篇第328页:原文写道在“7月6日,道孚县尼措区(藏语:Nyitso, Dawu)警方向在乡间集会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群众开枪”事件中“造成两人死亡,数人受伤”。后续报道指出该事件并无人员死亡,数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