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非典”（SARS）的流行，暴露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老面孔，同时也显出了一点儿新面貌。北京政府行政的阴暗一面可从它所采取的机械性的严苛措施中窥见，这包括了恐吓处决“非典”的“蓄意传播者”，逮捕传送有关“非典”消息的“传谣者”，以及监禁无意中把病毒传给家人的一位医生。这些措施在公共卫生的非常时期，无论情况多么严重都是不应采取的。

    但是，自“非典”爆发以来，在这些晦暗的情况中，仍存有一线希望之光。4月份，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以及百名以上的对疫情隐匿不报的官员。这些地方上对疫情的隐瞒是造成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当中国的高级官员要求结束“迟报、不报或漏报”疫情举动的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仍然对中国低报实情的行为表示关切。但是北京表现出要求官员对隐瞒流行病负责的举动，倒还是第一次。

    既然如今已开了先例，共产党也应该对河南省引起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蔓延的重大卖血丑闻做些调查。在北京，政府官员承认他们隐瞒了感染“非典”的人数。然而在河南，通过卖血的网络，至少有一百万名男女老少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但政府对官员们这一更为恶劣的隐瞒，至今还没有采取措施。这些河南官员不但禁止国际与国内试图报道这一流行病的记者进入河南，而且还侵扰企图吐露实情的医生，最恶劣的是，阻止艾滋病组织向整个村庄中濒于死亡的，急需帮助的农民及儿童提供服务。

    在北京，官员们被开除了。在河南，他们却被提拔了。以河南卫生厅厅长刘全喜为例，防治艾滋病活动家以及中国新闻界声称刘先生在1990年代积极地推动发展了在河南的营利性的血液收集站。中国政府承认，这种在中国农村中常见的血站无意间地把艾滋病毒传给了大量人口，因为血站先从收集到的血中提取宝贵的血浆，然后再把红血球注射还给献血者。这种集血系统，加上不洁的针头和设备，使艾滋病毒在整个村庄中火上加油地传播开来。但是今年二月，刘先生被任命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卫生、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并且表扬他“对省内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陈奎元是2000至2002年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在他任职期间，企图到河南采访的中外记者均被警察拘留和驱逐。敢于批评血站丑闻的人士，如退休的医生高耀洁，据报被地方官员骚扰，并且命令他们不许对记者谈河南的传染病的情形。提供帮助的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被警方传讯，他们采访村民的录音带也被充公。一月，陈先生被任命为中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面对蔓延如此广大的传染病为什么要撒谎？答案很简单：掩盖烙上瘟疫记号，如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疾病，也许可以保证投资能源源不断地流进像河南这样贫穷的省份。河南血站丑闻给其他地方官员发出一个清楚的信号：如果你那里有传染病，就应掩盖消息，你会受赏的。北京的官员以为隐瞒“非典”是下了一个必胜的赌注。幸运的是，这次他们输了。

    胡锦涛的新政府这次有了机会来改写其前任者的不光彩的纪录。由于“非典”，河南血站丑闻、以及数十名儿童在街头肮脏的小摊子上购买小吃而中毒的事件、中国大众在互联网上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揭露达到了空前的高潮。

    现在，中国领导人对河南官员进行彻底调查、追查责任的时机到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可以从事这一任务的机构之一。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已经扩大了，从简单的政府腐败案件晋升到对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规范化。

    无疑，北京最近的政策改变部分是由于国际上对“非典”的恐慌。多项计划、工商业投资机会、会议等都被取消了。若是河南的血站丑闻也能像“非典”那样引起国际的谴责，我们可以想象政府会对此情况是如何快速地反映。

   亚当斯先生是人权观察亚洲部执行主任

   2003年6月12日